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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以生命为艺术

    俞心焦
   
   
    当有人说中国没有先锋的时候，我们将发现的问题是，说这话的人首先他自己就肯定不是什么先锋。中国有没有先锋，首先只有先锋自己或有能力“认识”先锋的人知道。正如当前不少“先富起来”的人自己知道自己在银行里究竟存有多少钱一样。有关中国文艺复兴问题也毫不例外。只有那些极富创造力又对此问题进行过深思熟虑或已有相当可观的作品积累的人才会知道它不仅不虚妄，相反它正在变成一个可感、可触、可享用、可阐释的事实。
   
   
    应当承认，文艺复兴是个大问题，但大问题难道就是假问题和空问题吗?而且大问题相对于更大的问题譬如以光年计程的星球以外的问题那么它还是个大问题吗?而且，就人类历史而言，还有什么问题比赢得生命的健朗、心灵的丰美与人格的独立、尊严与鲜活等问题更大更根本的问题呢?在许多文化人带着傲慢表情四处教训人要朴素、淡泊、隐忍，要有宽容心的时代，在许多市民理直气壮地大唱“小小的我小小的我”的时代，我却更刻骨地怀想着那个伟大的日耳曼人的光辉诗句：“对于这样的雄心壮志／这个地球太小了。”
   
   
    应当承认，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文艺复兴是后人研究总结时命名的。但我们这一代艺术家还要亦步亦趋像古代的艺术家们等着后人来命名吗?当我们已经愈来愈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文艺的确是在复兴着，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敢对自己命名?“让时间去检验”，“让历史去评说”，你们所称谓的“时间”和“历史”可靠吗?时间的主体、历史的本质难道不是我们人的优良的生命品质吗?譬如说有人把一块黄金放置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等了一百年如果等到的仍然只是一只只喜欢吃屎的狗那又怎么办呢?但如果等到的是一个真正识货的人，那么岂非是只要等一分钟这块黄金就足可以在人类的意识中重现它应有的光芒了吗?所以，我不得不说，对于人类精神价值之体现，决不在于时间之短长，而在于，一方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出现了，一方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来相认。
   
   
   
    应当承认，目前有不少文化看客对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言论表示不屑一顾。可他们又为什么要流露出嫉恨的目光?甚至急火攻心一顾再顾地“不屑一顾”。如此忙于不屑一顾能使他们赢得内圣外王的形象吗?这些既非超凡入圣，更非超圣入凡，既不能成我的朋友，更无资格做我的敌人的一群不伦不类的人啊!当然，我不可过于情绪化地滞留于此，有关中国文艺复兴问题，我将有选择地展开更深入、更不折不扣的思考。但愿我的才华和我对我才华的珍惜以及我为真理而斗争的姿态不会激怒更多的人，但愿众多的被知识引向无知的文化看客能从左顾右盼中抬起头专注而深情地仰望星空，但愿我此去人生不止是与文艺复兴这类问题有关、而能超然于纷杂世象与一切美好、高贵的事物取得本质性的联系。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主要体现为人本的关怀，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倡导的中国文艺复兴就应当更多地渴望并追寻神性。因为欧洲文艺复兴由于过多地关注人本身、把人当做万事万物的尺度、终于越来越惊人地暴露出人欲横流、信仰沦丧、生存环境恶化的状态。没有“神性”做为参照，人类必然盲目而缺乏积极再生的动力。
   
   
   什么是“神性”，我已在92年写的一篇文章《神性的光荣》中已有所阐述。
    那么，今天的中国文艺复兴究竟要复兴哪个时期的知识呢?春秋?大汉?盛唐?我想单纯的复兴某个时代的知识即便是复兴古希腊知识也是不值得的。我们的复兴是泛复兴，即复兴任何一个时代的值得复兴的知识，维护并弘扬一种永恒精神。它的最根本的意义仍然在于创造，形成一个不可阻挡的思潮，在于它有助于掀起一种崭新的健朗明丽的时代风尚。这里要引用伏尔泰、伊拉斯莫、恩恪斯等人的有关文艺复兴的精辟论述吗?我想大可不必。我们追求“道”或文以载道，当前自然不应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的道，而是老子所称的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个“道”。
   
   
    那么，我还需要什么理论依据呢?我的依据是我的苦难的青春历程，我的依据是我不屈不挠呈现出来的生命力，我的依据是我始终迅速地穿过知识的晦暗隧洞而直接切入生命进行隙望，我的依据是我不仅仅以艺术为生命，更以生命为艺术，我的依据是与我的生命溶为一体的多半还未让需求者读到的作品，我的依据是让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的经典的理想，我的依据是我在《召唤》中所写：“从此生活短暂而生命永恒。”
   
   
    我这样说幼稚吗?但我是不是对人间百态有自己的洞察?我单纯吗?这单纯是否已对各种冲突及复杂性有所超越？在这里，权力、责任、爱情将相互应和形成标志着自由与幸福的新的建筑。
   
   
    那些精神糜烂者是很难感受到体魄壮美、心灵饱满者的敏锐、自信与力量的。当辩证法的光辉在黑夜中被屈从于物质的身影所遮蔽，当一堆人在日益萎顿的生命中炫耀学识、迷溺于消解、破坏，我不禁要问：怀疑何为?我们要怀疑到什么时候?靠怀疑我们能存活多久?感受并宣称世界的虚无性是否成了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真正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并未得以普及，因此怀疑日益拉开了我们与永恒之间的距离。信仰应当是对真理的信仰，怀疑更应当是为了追求真理。但当前伪怀疑与怀疑的复制表情阴霾般笼罩着我们匆忙零碎的现代生活，一再降低幸福标准成为现代人的一个最突出的动作。另一方面，极少数在诗歌与科学领域对人类对宇宙奥秘进行不懈探索的人他们无私的思想，尤其在我们这个国度，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表彰。公正的法则如同千年冤魂，而白昼也未能带来足够的光明。
   
   
    由于目标的远大，它日益要求我们的耐心，但耐心决不意味着可以对迟钝与伪饰进行过多的宽容。我们所选择的博大而公正的事业中，由于大量与创造无关的人“参与”进来，这恰恰损害甚至淹没了创造者本身。当然，那些缺乏文化底蕴的所谓的前卫的创造是可疑的。它不可能上升到哲学层面与生命作热烈的拥抱，它也不可能具有长久的社会学意义，它充其量不过是个人在心理学层面上的偶露狰狞，而且更准确些说，是归属于病理学范畴的。
   
   
   
   
    应当承认，当前精神生活领域平均主义盛行，低三下四的小文小唱小剧盛行，人们急于认同的心态普遍呈现。我们这个时代仿佛已经丧失了阅读长诗的能力。鉴于此，我的自我确认尽管不合时宜但仍然得到我自己的鼓励，并且我将进一步指出：一个优秀的人们站起来进行自我确认的时代有如鹰翅高翔，正在半透明状态中挟持着雷雨从天而降。
   
   
   
   
   
    (1994年夏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