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知识分子应告别怨妇情结》 “联合早报网”1月2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告别怨妇情结”的文章。作者阮永松先生是上海的文化企业主。对该文的有些观点，我是持认可、乃至深为赞同意见的。例如，他关于“公民运动需要传播大爱，必须扬弃暴力、仇恨和敌意”之论我是持深深赞同态度的，这就是我这些天接连撰写几篇文章批评张宏良先生的原因所在——其实，对张宏良先生某些观点我是持认同态度的。然而，批评政府，要秉持理性、客观、求事的精神。而不能靠谎言惑众；不能靠危言耸听；不能挑动阶级仇恨；更不能操弄民粹煽动暴力革命！正如阮先生所言：“公民行动是为了带动变革风潮，减轻政府负担，推动社会和谐，不是为了使社会走向分裂，更不是为了将执政者逼进墙角。”

   然而，阮先生有些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例如，他关于“希望知识分子在批评政府时，也应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之说，就有值得商榷之处——诚然，阮先生用心是良苦的，但问题是：要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关键并不取决于知识分子，而在于政府有无虚心纳谏的雅量，有没有从善如流的风范——针砭时弊，批评政府的过失，本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古语云：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一般意义而言，批评愈激烈，言论越尖锐，往往对政府就越有利。然而，纵观秦始皇以后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统治者却没有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传统——纵然“千古明君”之称的唐大宗李世民，虽然他与魏征的故事在中国广为传颂，但他内心其实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喜欢批评。因常常当面赞扬魏征批评得好，背后却咬牙切齿说要杀死魏征这个乡巴佬——魏征死后仅仅半年，因侯君集一案被告发，李世民想到正是魏征举荐了侯君集和杜正伦，不由得狂怒不已，亲自推翻了魏征的墓碑并将其砸得粉碎。同时，他还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征的长子魏叔玉的婚约。可见事实上李世民恼恨魏征到了怎样的地步！由于统治者大多不喜批评，经常对批评者予以严厉处罚，乃至施予“庭杖”酷刑——古代中国，不知有多少敢于进谏的知识分子死于统治者的棒下或刀下。所以，在严酷的政治生态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了逢迎拍马者。或是小心翼翼的建言者。鲜有敢于不惧风险的进谏者。

   纵然在当代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俎上肉”的命运也没有多少改变。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反右”之前，恳请知识分子对执政党提出批评的态度是多么令人感动，然而，当各种尖锐意见普天而降之时，被刺到痛处的毛顿时翻脸，竟将这些进谏的知识分子统统当成“不怀好意”的敌人统统打倒了。

   通过上世纪“反右”的惨痛教训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便俨然犯了群体软骨症。成了世界上最讲实用、最明哲保身、最胆小怕事的知识分子群体。对此，一味责备知识分子胆怯、犬儒是有失公允的——试想：仅仅因为讲一错一句话，就令人生蒙难二十余年，并殃及家人（包括曾任总理的朱容基）！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二十余年的折磨，痛苦并不比引颈受戮更轻！

   在毛执政的二十多年间，知识分子成了重点打击和“改造”对象。纵然到了邓小平时代，也有少数敢于谏言的知识分子或被迫流落海外，或在国内失去发声空间……当今中国，言论的宽容度无疑发生了较大变化。知识分子也确实“掌握了一些话语权”。然而，在舆论一律，总是强调“与×××保持高度的一致”的大环境下，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或是选择阿谀奉迎的态度，或是选择沉默是金的明哲保身态度。对此，过于苛责知识分子软骨是近于不讲情理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只要一提出不同的意见，纵然不至于丢掉“铁饭碗”，也往往落得准边缘化的境地——这些年，南国二报及中国青年报所发生的一些令人遗憾的现象就是明证。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在国内传统媒体上几无发声的空间，只能在网络之上发发牢骚了。所以，总体而言，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而是几乎对政府俯首帖耳了！

   所以，阮先生将“导致社会纠错机制坏死”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知识分子“与普通公民相比并不具备更高的公民素养”，“更不了解沟通的方法和意义”，因而造成“公众与政府之间互相猜疑，甚至互相防备”，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冤大头”之论——诚然，像王蒙、余秋雨先生之类的知识分子是十分“具备更高的公民素养”的，也极懂“了解沟通的方法和意义”——事实上，他们也成了中国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效彷的榜样。正因为如此，极少数敢于发声的知识分子便成了倒塌的“出头鸟”——而这，就是中国社会一直不能长足进步的根源所在！而关于台湾客人之论——“你们这一代大陆人只有现代消费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你们只知道埋怨体制，谴责黑心企业，可自己有具体的公民行动吗？鲁迅解剖别人时，更严格地解剖自己；胡适更是刚柔并济，既倡导民主自由，也跟蒋介石沟通交流。你们只知道摇头叹气，没有反省过自己”之论，既有恰当之处，也有偏颇之处——在封建专制及×文化的长期熏陶、浸淫下，当今中国，不但有太多百姓没有“没有现代公民意识”，纵然有很多知识分子也不能幸免。中国知识分子不敢严于解剖自己也是事实。然而，“胡适更是刚柔并济，既倡导民主自由，也跟蒋介石沟通交流”，事实上与蒋介石的“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是有很大关系的——无论是蒋介石统治下大陆，还是后来的台湾，民众都有自办媒体的权利。都可以公开批评政府。雷震、殷海光等人，不但公开在报刊批评蒋的“家天下” 公开斥责国民党在台湾搞“一党独霸”、“操纵选举”，无“民主、自由”可言，并呼吁一切“相信民主政治的人，赶快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打破国民党独霸的局面”……直至他们公开成立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之时，蒋介石才找借口将他们判刑的。而李敖在蒋经国仍健在的情况下，所撰的抨击蒋介石的著作也可以公开发表……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及当今中国政治生态是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与胡适刚柔并济相比，马寅初当时却也铁骨铮铮！然而，前者不但生前没有遭遇来自老蒋的刁难或暗算。死时，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而后者却落得“右派”大帽盖顶。备受种种折磨！对此，又如何解释？？？

   所以，恰恰是不能畅所欲言的政治大环境，令“公众与政府之间互相猜疑，甚至互相防备”；令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令错误不能及时纠正——这才是“导致社会纠错机制坏死”的最关键因素所在！！！

   诚然，言论自由度相对较大的网络上，常常会发出知识分子比较尖锐的批评声。然而，在国人普遍患有政治冷漠症和恐惧症的条件下，这种声音对公众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对中国政治影响力不说是微乎其微的，也是无足轻重的。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各路精英几乎尽归我党襄中、一切权力资源尽归我党掌控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处于失语状态的大环境下，少部分边缘化知识分子在网络上的发泄，事实上成了我党政治“开明”和“宽容”的一个点缀！——在这种状况下，阮先生关于“全靠政治手段，凡事政治化，将一切问题都推给体制，公众越来越不能宽恕执政者，而执政者不敢推动政治改革”之说，简直近于梦呓之言——在网络批评事实上只成为政府“开明”、“宽容”形象的点缀情况下，“全靠政治手段，凡事政治化”之说从何谈起？“将一切问题都推给体制”，这个现象倒事实存在——无论是毛左或右派，都将当今中国问题归咎于体制。然而，这两种声音在患有严重政治冷漠症与恐惧症的中国公众之间，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根本不存在“公众越来越不能宽恕执政者，而执政者不敢推动政治改革”的问题！而阮先生关于“双方最后水火不容，鱼死网破，导致国家陷入混乱”之论更是杞人忧天之谈——在一个百忍成金、羊性十足的国度里，在一个绝大部分公众远离政治、逃避政治的国度里，除非到了逼上梁山的地步，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接近于零！

   诚然，阮先生关于“先争取自由暂缓民主，先开放报禁不开党禁”之论虽然高明，敝人也一直持相同的观点。然而，报禁一开，民主必逞决堤之势，这是再愚蠢的执政者也心知肚明的道理——连二十年前就曾经酝酿的“新闻法”最后也胎死腹中，要当局“开放报禁”，岂不是期望太阳从西边出来？

   纵观阮先生一文，我最认同的是他关于“民主不可能一步登天，需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唤醒国人的公民意识”之观点。这也是我一贯来的观点——与“五四”时期相比，当今中国国民更多了一项党文化的毒害。封建专制文化与党文化的双重毒害，令当今中国的启蒙任务比五四时期更艰难——这里且举一例：有一位美国华人在我的文章评论栏中责备我说：“你不要翻身忘本，如果没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那能有你的今天吗？！”

   一位美国华人的境界尚如此，何况普遍中国大陆民众？！

   附：中国知识分子应告别怨妇情结● 阮永松（上海）在一次画展上，笔者与一位台湾作家谈起中国历史人物，结果两人崇拜的偶像竟然都是苏东坡。理由是：苏东坡被贬徐州时，带领百姓抗洪救灾；被贬杭州时，治理西湖；被贬惠州时，当地一时病毒蔓延，他立即推动种药修桥，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被贬海南，在人生最低谷，还不忘帮助百姓革除陋习，推广农业技术，招收学生培养人才。由于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苏东坡吃尽苦头，但无怨无悔、不计前嫌，两位巨人最后相逢一笑，泯却恩仇。跟这样的人做同胞，何等自豪！

   没有现代公民意识

   正当我得意之际，这位作家突然话锋一转：你们这一代大陆人只有现代消费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你们只知道埋怨体制，谴责黑心企业，可自己有具体的公民行动吗？鲁迅解剖别人时，更严格地解剖自己；胡适更是刚柔并济，既倡导民主自由，也跟蒋介石沟通交流。你们只知道摇头叹气，没有反省过自己。

   我沉思良久：中国知识分子尽管也掌握了一些话语权，但与普通公民相比并不具备更高的公民素养，更不了解沟通的方法和意义，导致社会纠错机制坏死，公众与政府之间互相猜疑，甚至互相防备。

   中国未来的改革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全靠政治手段，凡事政治化，将一切问题都推给体制，公众越来越不能宽恕执政者，而执政者不敢推动政治改革，双方最后水火不容，鱼死网破，导致国家陷入混乱。另一种选择是：执政者与公众适当妥协，互相体谅，比如先争取自由暂缓民主，先开放报禁不开党禁，以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逐步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循序渐进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通过毒奶事件，人们发现半官方的奶业协会形同虚设。当政府拿起“社会责任感”的大棒千篇一律禁止食品涨价却不提任何配套政策时，它也随声附和，对原料上涨和奶农的困境漠不关心，对行业内普遍弄虚作假的现象更是视而不见。尽管铁路、电信、电力、医疗等垄断行业招致天怨人怒，可垄断依旧铁板一块，民营化遥遥无期。半官方的消费者协会根本无法保障消费者权益。 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

   知识分子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联合民间专业人士和民营企业，出面组建一些山寨版的行业协会和民间消费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