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报业史上，要说纯粹的民间报纸、白手起家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报系，《大公报》之外，不能不提到成舍我开创的“世界”报系，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开创的“新民”报系。《新民报》从一份几个年轻人办的无足轻重的小报，历经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成为五地八版的全国性报系，《新民报》的故事将永远激动着中国报业史和一切追求理想的人们。从1929年在南京创刊，到1948年南京版被封、开始落幕，直到1949年后只剩下上海《新民晚报》一枝独秀，《新民报》的20年几乎与国民党南京政权相始终，以其非凡的努力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

   1948年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新民报》发表的大量战况报导只不过是透露了这个事实而已。6月17日，开封古城易手，国民党空军日夜轰炸，导致大批市民伤亡。邓季惺在立法院领衔提出“停止轰炸城市”的临时动议，有30多名立委联署。第二天，南京《新民报》日刊在头版刊登这一新闻，引起强烈反响，北平104位教授以及河南省参议员分别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上海《大公报》也发表《抗议飞机轰炸》的评论。“反对轰炸运动”成为南京《新民报》的滑铁卢。6月30日，夏日的南京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蒋介石亲自做出了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7月8日晚上9点多，停刊令终于送达《新民报》：

   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近更变本加厉，在豫东军事紧张之际，企图发动舆论，反对空军对匪部之轰炸，显系蓄意摧毁政府威信，中伤军民感情，有计划之反对戡乱步伐，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第三两款出版品不得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及破坏公共秩序之宣传或记载之规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1]

   身为立法委员的法律专家邓季惺当场提出抗议：“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2] 但她的抗议同样无效。国民党中央社当晚公布了这一消息，同时发表内政部发言人的谈话：第一，“为共匪宣传，夸大匪军战力”，如《大别山的锯屑》、《傅作义、聂荣臻比气》、《从春到夏的东北》等；第二，“故意散布谣言，扰乱社会人心”，如《宜昌之围解除》、《香港的野风》、《透视大巴山防务》等；第三，“谎报事实，诬衊国军”，如《看西北战局》、《张家口一度紧张》、《悼宛西民团》、《开封逃京学生锋镝余生谈浩劫》等。[3]这一天离《新民报》创刊20 周年不过两个月。

   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第二天（7月9日），张友鸾主办、郑拾风为总编辑的《南京人报》发表通讯《沉痛的一天》，饱含深情地报导了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当晚的情境，为百年言论史留下了一篇极为珍贵的记录：

   九点多，中山东路的新民报社，来了很多的人，一部分是社内同事，听候总经理的报告，一部分是同业和朋友，前来慰问。桌上电话铃响个不停，每个电话都是关心者的探问。

   陈铭德先生始终在苦笑，没有别的表情。他决不说一句埋怨的话，汗湿透了他的衬衫，和平常一样亲切地招待客人，似乎忘记了疲乏，一位报社同事偷偷的说：总经理这两天差不多一点饭都没吃。

   有人安慰他，说到什么“事业”一类的话，他只是摇头，并不作答，摇头，是他昨天除了苦笑以外惟一的表情。

   经理邓季惺原是学法律的，她手拈那纸命令，只是出神。……这命令援引的是出版法，而出版法正是行宪立法院所将考虑审查的一个单行法，偏巧，邓又是立法委员，所以她有些迷惘。

   业务部向各报送出停刊启事，要通知其他分社同人安心，同时准备清理账目，莫不汗流浃背。

   十点左右，陈、邓、彭总编辑、王总编辑，全体同人，聚集在编辑部里，鼻头发酸，互不忍看，只得看着窗外的黑暗。

   陈把公文拿给大家看了，他始终带着苦笑。他说话是一种令人的心弦也发生扣击的腔调。他勉励大家不要难过，在人生的旅程上，在事业的创造上，这样的遭遇是随时可以遇到的。我们既然立心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我们要坚毅忍耐，那么我们将来必然有更远大的前途。小小的挫折，是算不得什么的。他更勉励大家，乘这个机会，多多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多多读书学习。

   继续有人发言，然邓季惺一言不发，只是坐着。

   许多人在流泪，痛哭。[4]

   张、郑都曾是新民报人，张友鸾即是《新民报》著名的“三张”之一，正是他在南京报业联合会上愤然反对取消《新民报》的会员资格。

   兔死狐悲，7月9日，另一家民间报——成舍我的北平《世界日报》以“京新民报日晚两刊，昨不幸奉令停刊！”的标题刊出这一消息。即使是已被国民党霸占的上海《新闻报》、《商报》的态度也类似。

   7月10日，王芸生率先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5] 7月13日，上海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的毛健吾、曹聚仁、谢东平、方秋苇、陆一远、瞿云白、胡道静、鲁莽、万枚子、余鹏、吕克难、周一志、姜豪、马义、孙炼铭、凌文林、许瑾、黄大受、程仲文、张常人、万超北、葛祥生、赵康民、谢天沙等24人联名在《大公报》刊出《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首先表示：“我们站在国民立场，应对被停刊的南京新民报首致恳挚的慰问与同情，并向行宪政府表示应有的抗议。”最后指出：

   我们谨以上述坦白而正当的理由，反对内政部对于新民报予以永久停刊之处分；并郑重提醒行宪政府，此一措施正是违反宪法，摧残新闻自由！最后并希望全国新闻文化界人士一致主张，立即恢复南京新民报的出版，永远废止窒息我们的所谓《出版法》之类的枷锁！[6]

   《大公报》重庆版、香港版及重庆《世界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这一抗议书。一些立委如谭惕吾、于振瀛、刘全忠、刘不同等也分别发表文章或谈话，反对查封《新民报》，直指当局违宪。驻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转发了其中声援《新民报》的部分谈话。

   7月15日，上海《正言报》发表鲁莽的《新民报停刊与新闻自由》一文，批评国民党当局封闭《新民报》“使天下人大惑不解”。；7月16日，发表万枚子《不照宪法行事，就是违宪》，抨击当局“以行宪之名，干违宪之事”。

   重庆《国民公报》、《商务日报》、《世界日报》都对《新民报》的遭遇深表同情，《国民公报》以《惨淡经营毁于一旦 二十年历史不堪回首 京新民报停刊前后》为题报导了这一消息。7月18日，《南京晚报》转载英文《大美晚报》的社评《新闻没有自由？》（上海《大公报》译载）。7月24日、8月5日，上海《大公报》、《正言报》还相继邀请新闻、出版和文化、法学界人士举行“出版法座谈会”。

   南京《新民报》日、晚两刊被封杀之后，上海、北平、成都、重庆四地六版暂时幸存下来，7月13、14日，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接连发表两篇评论，他在《新民报之厄运》中说：“南京《新民报》受到‘永久停刊’的处分，作为她同一系统的上海本报，始终不作一声；内政部给南京《新民报》的罪名太重了，重到使她的亲族不敢出面报丧。”他为《大公报》、《大陆报》、《大众晚报》、《字林西报》及文化界人士的抗议书而感到安慰：“我们办报，言论意见各有不同，但是希望行宪的政府能保障合法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合法’的意义，不仅指手段上的合法，也包括‘法律’本身的合乎法之精神。……假如民主自由不是空话，南京《新民报》事件应当引起朝野的关心，就这个观点，我们愿意拿南京《新民报》的命运来占卜行宪的前途。”[7]

   《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指出“出版法恰就犯了‘包办’的毛病。它授权行政机关对于某种出版物，可以兼充原告，检察官，证人，法官，法律的解释者，罪犯的处罚者，全部由自己判断，而不必征询别人意见”。“要巩固法治，……以免行政官侵犯了司法官的权力，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出版法是不必要的。”[8]

   如果说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的批评主要立足于法理，那么张恨水在北平《新民报》的抗议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在《新民报》20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说：

   照虚岁说，新民报今年二十岁，照实足年龄说，也有十九岁了。在这个大时代里，一张报纸办到二十岁，由一版办到八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面有成千人的血和汗，有不少人白了头发。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没有诈取，没有掠夺，何况我们对国家社会还有小手指这么一点微末的贡献。记得在重庆庆祝十周年的时候，一个茶会未完，空袭警报呜呜的长鸣，大家还是到防空洞去完成了这个纪念会。这多少象征新民报同人还不是投机取巧、囤积倒把之流，而是一直这样苦斗下来的。不巧得很，二十年的庆祝，创始的南京版不能参加这个盛典！

   《新民报》南京版主笔周绶章在七律《七月八日金陵纪事》中留下了“低徊往事何堪说，槛外深深夜正长”的诗句[9]。

   《新民报》重庆版、成都版不仅刊出这些诗文，7月19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克明《从南京新民报停刊看出版法》的评论。7月20日，成都《新民报》转载赵超构《新民报之厄运》的评论。此外他们还转载了其他报纸声援南京《新民报》的言论。

   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封当晚，驻南京的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联合社等各大外国通讯社记者立即发出了这一消息。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国内至少有63家以上的报纸在显著位置刊载了这一消息。7月13日的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社评批评中国不存在新闻自由。7月23日的《圣路易邮报》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令新民报停刊一事，引起民主友人之间的惊慌与惶恐。”上海的外文报纸也都表示了同情和声援，7月13日，英文《大美晚报》发表《新闻没有自由吗？》社评，指出：“出版法违反了中国宪法，因为宪法是担保言论和出版自由的。”[10]7月15日，上海《大陆报》发表《自由的代价》社论：“没有新闻自由就不成其为自由国家......摧残新闻自由工作完成的一天，这个国家就陷入独裁制度的统治了。”《字林西报》也发表类似的言论。同一天，香港《华侨日报》以《中外舆论同情新民报被封事件》的标题，报导了美联社与合众社播发的上海《大公报》、《大美晚报》、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等对这一不幸事件的反应。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当然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努力，一方面致函国民党政要张群、居正、吴铁城、陈布雷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李宗仁的亲信等，一方面请章士钊、江庸、江一平、傅况麟、周一志、刘士笃等六位名律师代写洋洋万言的《诉愿书》，从法律、事实、情理三方面要求内政部复议并撤销处分，幻想能起死回生，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陈铭德夫妇筚路蓝缕、聚沙成塔所创造的辉煌走到了它的终点，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新民报》向来追求超党派、超政治、纯国民的立场，陈铭德在《我的简历》中说：“从我最初创办新民报一念而起，想以超党派立场，以舆论力量监督当权党和政府，向民有、民治、民享的路上走......”试图把《新民报》办成一个“说自己话的园地”。然而在两极对峙、激烈厮杀的夹缝中，这一理想注定了要被碾为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