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后达赖喇嘛时期”(旧文重发)
   
   安乐业（印度）
   
   

   最近，就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决定权，在达兰萨拉与北京之间引发争辩“达赖喇嘛继承人决定权”而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有人甚至断言“西藏问题解决无望”。其实不然，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皮毛，却没有洞悉究竟，我们不妨将把“西藏问题”概括为三个问题中去考察，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西藏问题”存在的根据是什么？
   
   2，“西藏问题”延续的保证在哪里？
   
   3，“西藏问题”的出路又在何方？
   
   分析第1个问题，需要历史常识和分辨是非的眼光。当我们回溯“西藏问题”当年如何进入的联合国大会议程时，记载全部过程的文件上看到“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并支持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促使西藏问题解决，以实现西藏地区人民自决权。第16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西藏问题'的提案。（FRUS，1958-1960，XIX，Tibet，pp.800-801.）”，可以确切地获得“宗主权”的依据，在于1914年由藏、英、中三方经过谈判，最终由藏、英两方正式签署的《西木拉条约》。该条约正是国际上“西藏问题”延续至今的合法依据。那么，仅仅符合国际条约是否会成为“西藏问题”得以延续的保证？一方面，答案是肯定的；另一方面，也要考察“西藏问题”在国际交往中的价值或地位。
   
   中方代表曾经拒签了该条约，中方根据一些模糊的和短暂的“历史边界”，而拒绝接受“内藏”和中国的边界，并未提出承认与否西藏和印度的边界，因此，印度于1987年依据该条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建立了“阿鲁纳恰尔邦”，而“麦克马洪线”且还涉及了“锡金”、“拉达克”和布不丹等地，这也是中印至今无法跨越所谓“边界谈判”的真正原因。可见“西藏问题”不仅直接牵涉到印度利益，还能影响到南亚安全。虽然当今出现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庞大的军事势力仍然具有使双方或单方利益得以兑现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青藏铁路的开通，无疑把提升了“西藏问题”在南亚及全球安全和利益互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也即是说，印中双方直接扮演着对“西藏问题”的延续和无法消失有着核心力量的作用。另外，显而易见的是，除非西藏流亡政府自行解体，否则“西藏问题”延续下去的重要保证是不会丧失的。
   
   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或出路？虽然笔者不否认存在类似阻碍，但是，从中国、印度和西方各方的利益角度去看，以民主制度为前提来解决“西藏问题”能够创造出一种双赢的局面。当然，中方若有诚意的话并不复杂，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就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与达赖喇嘛“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寻求西藏未来”的呼吁之间没有差距的。并且，北京已签署了联合国制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尤其是2001年，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些无疑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交叉点和可行的方案。至于选择何种模式，事实上今日西藏最适合建立“文化特别行政区”，这也是藏中体制外初步谈讨的一大共识和国际社会容易接受的最佳选项，并且更符合因关联人类的存亡而正在各国实施的全球生态保护战略。
   
   北京如何才会接受这一双赢之举呢？从《谈判学的》角度讲，双两方之间并不存在沟通不足的障碍，而有勾通过度的结果。因此，建议国际社会以及各援藏团体和个人，本着地球村利益均衡、人类得以相对幸福的愿望，应当敦促各国在“西藏问题”解决之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并可以在“西藏问题”接受的谈判业已谈出实质性的结果之后，可以各国收回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承认，这恰恰是推动“西藏问题”最终获得解决的举措之一。因此，人们可以断言西藏处于昏迷而非死亡状态。
   
   2006-9-2日重新整理于印北达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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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6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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