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优秀文化，还看中华-----简回杨子《也谈东海一枭和余杰》 /东海一枭(余樟法)

关于“自我抬举”的问题，对一些人物和事物我确是常常“居高临下”的。不知我者谓我“自卖自夸”，知我者谓我自信自尊。这是道德自尊文化自信。这是中华文化的优越，是美好、真实、善良、先进、智慧、文明在面对丑陋、虚假、邪恶、落后、野蛮、愚痴、无耻的人物和事物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会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透露出来（如杨子这句话：“余杰的思想，虽然也有些影响，但由于他自己没有自主的思想，其思想来源是西方过时的和偏执的东西，最后他的地位，也许就是小人。”，就显示了一种文化、道德的优越感）。

这种自信自尊优越感，常被会误会为骄傲狂妄、贡高我慢，一些自由人士称之为“道德骄傲”。其实“道德骄傲”不算骄傲，至少不属于道德问题，其它财富骄傲、权力骄傲才是不道德的、低贱的。面对财富权力，面对丑陋、虚假、邪恶、落后、野蛮、下贱、愚痴、无耻，“道德骄傲”恰是一种高尚的表现。

杨子网友“从远离东海老人的文章到尽量每篇都读”，可喜可庆----这更是你个人的幸运。你将会逐步发现，中华文化确是天下无双的至优至高，而东海之道（包括仁本主义、大良知学与良知信仰等）作为儒家的集大成和升级版，既可为社会提供长治久安之道，又可为个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方。

杨子网友曰：“东海老人也许是中华文化复兴初期的山寨大师”，又是“也许”又是“初期”又是“山寨”，显然，杨子目前是信不过我这个“大师”，呵呵。想起儒坛有个叫“儒家大师” 的话：“东海先生不愧是中国民间思想家第一人，大师”（跟于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蒋庆批判（新稿）》后）。老人的回答是：

儒家大师还挺有慧眼的。不过我以为民间二字可以去掉。“民间”二字尚不足以范围我也。更重要的是，儒家内圣不离外王，外王体现内圣，内外圆融一体。在非民主社会，儒家在政治立场上可以也应该是民间的，但儒家的外在追求却不局限于民间，而是指向整个全中国和全天下。民间、官方、学院等，都不足以范围儒家特别是东海儒家，民间、官方、学院都应该在儒家覆盖的范围内。

这个回答，可供杨子网友参考。东海老人2009-1-23

附通知：《无相大光明---东海儒学》中的文章作了些调换，并有重要修改和充实。欢迎各位儒者重新来函来q来电索取（qq：604391736电邮：donhai5@gmail.com）。2009-1-21东海老人

杨子：也谈东海一枭和余杰我对儒家一直持怀疑态度，重要的原因，中国受儒家影响两千年，到头来还是不能抵御外辱，社会文化发展落后西方。既然儒家领导了中国两千年，领导成近代这个样子，还不如换换领导看看。我对东海一枭，也就是东海老人，也是有个认识过程。一年前看到东海老人的“经文”，由于我懒惰成性，不愿意仔细阅读深奥的儒学文字，且东海本人又居高临下，自比绝代大儒。我对东海老人是莫名其妙，并感到距离。其实东海老人并不老，年龄也就是四十左右。他是倚小卖老，自比天高。不过，不论是不是赞成他的自我抬举，不得不承认，他具有大师的悟性。我从远离东海老人的文章，到尽量每篇都读，是因为认识到，东海老人也许是中华文化复兴初期的山寨大师。在我的一片博文，《藏传佛教不如法轮功》的跟贴中，网友司徒中评论到： “此文的精神，是一种中华智能潜意识的断代史特质，以文革的智能“终极紊乱”作为中国宏观智能进化的奠基石，紧接着辅助以核聚变性态的改革30年财富巨量爆发，其粘合的潜能将必然推挤出绝代的人文原创产物：姑且不论其长短或是正邪。宗教界的李洪志、体育界的马俊仁、企业界牟其中（飞机易货、卫星发射、改造企业；炸开喜马拉雅山，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进中国）、温州模式（进入哈佛课堂、名言狂称犹太人是中国的温州人，而不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农业界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军事界的超限战理论（西点军校的必修课）；文学界的金庸；艺术界的蔡国强（原创世界美术史宗师级次的爆破艺术）；政治界的政治艺术家邓小平（国体改革方程式）；等等都预示着一波强力的智能崛起之早期态势。”在司徒先生的评论中，可以加上东海老人。东海老人对儒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从山寨大师，到正统大师的潜力。其自卖自夸的风格，不能理解为傲慢无礼，应该理解为敢于向西方宗法挑战的勇气。当然如果东海老人少点自夸，是不是更容易让人接受和重视，也是可以讨论的。中国的现代，是产生大师和小人的时代。如果我们去除个人偏见，就会看到，中国人现在表现出的山寨精神，出现的山寨杰出人物，是中华文化大厦重新树立，中华文明领导世界的开创精神和大师级人物。东海老人如果能回答我开头对儒家的疑问（或许已经回答了，我不知道而已），其大师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余杰的出现，也是中华近代发展的必然。中国在强大的西方面前，自然会产生自我的批评和反省。余杰和许多人一样，开始对西方文化学习和崇拜。余杰从信仰基督教开始，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没有基督。他的这种态度，在强调政教分离的西方，大家也是小心回避的。因为信教毕竟是个人信仰问题，不是公共政策问题。以一个教派的教义指导公共政策，是对其他人信仰自由的极大侵犯。他名义上是在追求信仰自由，其实是在实行宗教歧视，破坏信仰自由。余杰的思想，虽然也有些影响，但由于他自己没有自主的思想，其思想来源是西方过时的和偏执的东西，最后他的地位，也许就是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