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
   
   在网上查阅国学大师刘文典的文章，偶然读到这么一段话：
   “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列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一个胸怀帝皇之志，视“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有教授来借书，需爬上落下，在书架间翻寻，干如此辛苦的体力活，只得每月八个银元的收入，是蔡元培校长工资的三十七点五分之一，甚至比校工还要少两元，如此差距，这位英雄豪杰岂能忍得下这口恶气。更有甚者，当毛泽东配完书，想寻机与教授们搭讪几句，和“我的朋友胡适之”讨些近乎，偏偏这位安徽佬听不懂湖南青年的土话，呼儿嗨哟，鸡同鸭讲，无意中怠慢了这位日后的暴君，惹下了整肃知识分子的杀机。
   好些年前，我在香港《争鸣》杂志上看过一篇千家驹的文章，写他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过后，随同国民参政会代表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访问延安时的回忆。毛泽东向诸位一一问候，当轮到千家驹时，问他是干什么职业的。千家驹回答是教授。毛泽东突然失态道，什么教授？教小学的只能称呼教师，教大学就能称呼教授，教书就是教书嘛。千家驹当时不知所措，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勃然大怒，直到若干年后，知道他在北大图书馆当的这段经历，才明白究竟。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对知识分子竟有如此的仇视和憎恨。
   据我在另一本杂志上看到，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在有一次会议上谈到胡适，不无调侃地说，可请他回来当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嘛！得意嘴脸，跃然纸上。
   幸亏胡适头脑清醒，没有上他的当，否则自投罗网，接受“思想改造”，在馆内搬运图书，当苦力，体验伟大领袖当年的艰苦生活，至于薪水嘛，肯定不会超过当年毛润之的八块大洋。最大的问题是，会不会让他活过反右，更遑论活过文革了。
   记得文革中，有人请示毛泽东，大学还要不要办。他回答：“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话语中透出他对文科知识分子的仇视。在他掌权的二十几年里，搞文科专业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不遭殃的，就是长期紧密跟随他的陈伯达，以及言必称主公的田家英，也没有好下场，更不要说专家教授了，甚至连读文科的大学生也不放过，林昭就是一个典型。
   由于毛泽东对文科的偏见，致使今日的中共领导班子，还在漠视文科人才。
   要知道，古人说“武定邦，文治国”是有道理的，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是治不了天下的。历史上白居易和苏东坡，治理杭州，疏浚西湖，堆筑白堤和苏堤，把杭州城治理得如此秀丽，就是一个明证。
   一个国家要和谐，首先要尊重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的定义，应该是包括文科专业的。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