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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谢韬先生讨论一下国家前途
洪 海
了解了谢韬先生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及发表的“前因”“后果”，就更清楚了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是多么恶劣，政治土壤是多么板结。历史发展到今天，改革开放30年了，连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都还这么艰难！壮起胆子，偷偷摸摸发表了，在共产党内竟然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实在是令人感叹，令人感叹啊！
这里，我们且不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提法是否正确，谢韬先生至少如温家宝讲的是在“发扬五四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精神，勇于追求真理”。而在当今，就是这种追求真理，竟然引起了那么强烈的反应，还有那么多人、那么多组织要开批判会来斗争，居然还有人扬言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去，真是不可理喻。中国的历史包袱有多沉重，共产党的历史包袱有多沉重，由此可见一斑。在这种状态下，指望中共自我改革走上民主的道路，那简直比“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还难。难怪谢老把这一希望放在20岁左右的娃娃身上了。不过，谢老的这一想法对他与20岁左右的娃娃之间这两三代人的作为过于悲观，对他们的耐心估计却过于乐观。我们认为，上帝已经将历史的使命搁在了这两三代人的身上。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要由这两三代人来完成。当然，20岁左右的娃娃肯定是积极的参与者，也会是强大的生力军。
谢老指出，中国的前途，有三个：一，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推翻共产党，那就会乱，乱的结果必然是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会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二，是民主的改良，对老百姓有利。三，以暴力克服暴力。军队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认为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来求得社会的进步实现，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这完全正确。但谢老说，第二种方式，民主的改良对中国的发展最好。这一点，我看不见得。正因为改良的时间很漫长，可以说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因此人民不会有耐心的，不会再傻傻地等待。话又说回来，即便是人民憨憨地无限期地等待，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在“要民主”和“保专制”的拉锯战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要付出多少代价呢？也许这种民主化道路所付出的代价是最惨重的，成本是最高的。只不过把这种成本摊销到若干年中去了。这看起来成本低，实际上是成本最高的。这就象一个病人一样，他的病情本来到了“下猛药、动快刀”的时候了，结果却给他吃中药、敷草药，反而让他的痛苦无限期地延长，而且还导致病人长期不能正常地生活和做事。
“中国13亿人口，经济基础薄弱，不能急。急不了，也不能等，只能促。从两方面促。促进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进行改良”。对此，有人专门撰文分析了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改革的动力在哪里，结论是他们没有任何动力，正如您所说的“由于现实和历史的局限．江、胡他们就像火车，能够平安从这一站到下一站就不错了”。如果这样下去，指望他们自觉地进行改良，何时才能改到民主去呢？中国社会等得住吗？人民等得住吗？再说，历史发展到当代，实不实行民主，不在乎人口多少，经济强弱，而在乎人们的政治意志。那些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看看它们的民主革命史，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说急就急，说不急就不急的，而是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非急不可的地步了。近年来，尤其是今年接二连三发生的各种群众抗暴事件，各种惨烈的血案，难道还不能说明这一问题吗？这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对民主改革不仅不主动推进，反而找来各种歪理邪说百般阻挠，对“民运”无情打击，残酷迫害，难道这是可以长期忍受的吗？在这种情况下能不急吗？促得了吗？共产党不管怎样接受历史教训，都有一条底线，那就是要保住共产党的领导权。有了这一条，共产党还改什么革呢？民主还有什么望呢？中国还能走您所说的“第二条”道路吗？可以说，中共对民运的镇压，对西藏的镇压，对各种维权的镇压，早已将民主政治改革的路堵死，剩下的就只有压爆革命了。专制的命肯定是保不住的，不是等死，就是找死。胡、温现在的所作所为主要是在“等死”。如果再加大一点镇压力度，也许就变成“找死”了。
还有，社会主义是专制的土壤，不除掉社会主义，是永远除不掉专制的。所以，要革专制的命，就必须革社会主义的命。因此，我建议您把“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改成“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叫“民主社会+主义”，决不能是“民主+社会主义”。否则，您的一番好意就会落空。谢老，既然要民主，那么对社会主义就必须忍痛割“爱”啊！
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说： 20年后，中国有些事谁说得清楚。而我们这两三代人的任务就是要在20年内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所以，我们可以乐观地告诉他：20年后，中国肯定不是共产专制了。
谢老，军队里面还有人因为您的文章而发生打架，这就是中国民主的希望所在，这就是民主与专制激烈冲突的现实。您说，民主还会等专制吗？
附: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起因/谢韬
又想跟同志们见面，又怕跟同志们见面，跟同志们见面是从心里面想，中国有许多问题可以跟同志们沟通，“天涯何处无芳草”，中国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多的是，但都是各自为战，分散的孤立的。共产党政策是不准大家在一起，所以我怕跟同志们见面，既有思想上的顾虑，也有政治上的顾虑。 (博讯 boxun.com)
像今天的聚会，有这么多人在一起，是遭忌讳的，只有婚葬嫁娶才容许聚会。
共产党的统治，王安石的“保甲”运动没有做到，共产党做到了。文化大革命你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踪。
我今天简单谈两个问题，一个从那篇文章的写成和反映，谈中国社会的动态．谈共产党的动态；一个谈谈17大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论问题。
我的文章去年2月份就写出来了，但一直压了近一年，直到今年2月份才发表。这样的文章不是短时间能够写出来的．而是长期的积累、我们今天在座的．年轻时都是满腔热情追求民主走过来的，指导我们的思想、一个是抗日，一个是反蒋，不管民主同盟也好，黄炎培的职业教背也好，梁漱溟的乡村教育也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都是共同的理想。新民主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这是个理想而已。
我们都长寿。长寿有个好处，看了几个全本，看了蒋介石的全本，苏联的全本，毛泽东的全本，希特勒法西斯全本，邓小平全本。
胡锦涛讲科学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所以，总结、反思历史是我们中国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务。
有个同志曾经说过两句话．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一是使全民族丧失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一个是使全民族失去思维，一个是使全民族变成二重人格。邓小平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六四不能谈。丧失记忆的结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进行统治。所以，毛泽东时代，不但使人失去思想，而且思想有罪，使每个人丧失了道德感。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和道德观完全摧毁殆尽。邓小平时代使整个民族失去记忆。人民没有历史感，使人民完全成为新的另一种形态的螺丝钉。这是老百姓群众中提炼出来的最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的概括。
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走过那段历史的，有亲身体会的。我也跟大家一样，在这段历史中不断思索总结，特别是十年监狱重读马克思着作。过去旧时代说监狱是读书的好地方，对读的书没有限制，但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只准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当时读的书有4卷本的《马克思选集》，2卷本的《恩格斯选集》。l卷本的《列宁选集》，3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报纸只能读人民日报。
我当时在秦城监狱，胡风他们关在东边，是单间，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协助管理战犯。在战犯管理所跟范汉杰、黄维、廖耀湘、王陵基和特务头子康泽、王文举等在一起。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戴罪立功”，给战犯讲马列王义。当时给我扣的帽子是“埋藏最深、最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好，个人经历也简单，而且慢慢查明许多问题都没有。本来1958年就解决我的问题，但我是毛钦定的要犯，当时，把胡风集团吹得那么厉害，收不了场，所以一直拖了7年，当废物利用。直到65年才说我出身好，给战犯讲马列主义也讲得好，给我解决了。
我们的宣传把国民党说的很愚蠢、腐朽、黑暗，其实国民党的统治者很多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也有不错的军事思想。我们的许多仗能打赢，不是赢在军事思想上，而是情报工作做得好，他们的机密作战计划都被我们掌握了。所以，我跟新旧政权的统治集团都有接触，了解了不少政治和经济的内幕，给了我很多启发，有了一定的积累，也促进我不断思考，从政治立场、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等多方面慢慢地形成了一些观点，一些思想。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表后的反映
当时感觉到文章出来后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但反应到这么强烈没有估计到。但总觉得还是有大的冲击。我所知道的，在全国特别是老同志。在边疆地区都有很强烈的反应，在中央，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看过，包括乔石、万里、李瑞环，但中国政治的特点，看了都不讲话，都等着看胡锦涛的态度。
《炎黄春秋》在发表我的文章前，开了几次全体编辑在内的会议，做了三种可能出现的形势的准备。一是查封《炎黄春秋》。如果查封了就打官司，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历史伤疤。二是这期不准发行。《炎黄春秋》本来是每月10日发行，（去年）2月这一期．他们在1月25日就提前发行了，你若不准发行，我们已经发行了一部分了。三是准备做检讨。当时准备抛出责任编辑，说责任编辑审查疏忽，今后不再发表类似文章。
可是，我的文章发表后，三个多月一直没有动静，（去年）2月11日中宣部给中央有个汇报，但没有提处理意见，只是说《炎黄春秋》发表了我的文章，等待中央的处理意见。一直到（去年）5月20日，中央都没有任何表态，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据我现在了解，中央当时准备对这件事做淡化处理，中央没有表态，中宣部也没有任何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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