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与自由主义（中） /自立博客

穆勒全部学说或言其"自由论"，总而言之，就是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厘定。从其所处时代看，英国政治完成了后革命时期的基本民主建制和法治建制。整个欧洲处在民主、专制的转换时期。其自由含量和我们中国现在所处状况实属天壤之别——这个区别，实为整个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性质之别。就像康斯坦丁时代宽容了基督教；波希战争时期波斯出现民主刍议（见希罗多德《历史》）；罗马帝国有元老院之国家权力制衡——而中国之君、相权力制衡和三省权力分置，却脆弱得很多——所以，那个时期的国家权力所属，已经建立了可以仰望前提的个人权力推导，而不是前提阙如的中共式权力独霸（人民权力真空）。完成这个权力定制以后，穆勒开始解析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力之属性及其关系，就来得顺理成章。在"个人主权"和"国家主权（含社会主权）之划分过程中，国家干预越少，越好"，显然成为他的主张。这里推导的国家干预逻辑和人民干预逻辑紧紧相连——和边沁的忧虑如出一辙。其中，尊重异端和少数，成为穆勒绍述其中的关键。

第二是，他主张在已行民主普选的英国，应该避免迪斯雷里所言"两个英国"的存在（一直以来，学人就有"两个中国"或言N个中国论；就是穷人中国和权贵中国）。穆勒对于代议制政选的忧虑来源于这"两个国家"（之人民）。因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和劳动贫民不可能互相代表，即使在选举之时。接下来的议题就是如何看待后来被马克思，列宁和毛发动起来的贫民暴动。穆勒认为，一般而言的"人民的声音可能是魔鬼的声音"之说法，应该置疑。但是，如果迁就贫民多数而枉顾少数，哪怕是富民少数，民粹革命，就会回头。"英式民主表示一群狭隘偏执的人民可以通过选票，将其变成法律"之事实，就会到来。而在另一方面，"在英国，只有获得国会两院多数，加上英王同意，没有不能成为法律之事。"这是一个悖论。穆勒对于民主或言英国的民主初级阶段、也就是他著名的关于代议制政府的缺陷和幼稚很为担忧。他再再提到这样的民主需要改进之处——换言之，民主和专制之优劣，往往鱼目混杂，难以辨正；如果把开明专制的精英政治和贫民盲目的民粹政治加以区隔，也许他愿意选择前者；但这并不能妨害他主张英国民主并加以改进的意愿。所以，关于民主批判不能用专制取代这个议案，成为其立论的前提。那么，如何解决贫民和大众走向多数愚昧和专权，这个悖论的方程解法就是，"灌输"式教育。这个教育平民的主张涵盖了启蒙的一切内涵，唯独不能纳入启蒙导致的社会学"牛顿定律"—— 这样一种全知认识论和极权政治论——这一点说明，在主张中国启蒙者的笔下，百年来对此几乎无知无识。这个阙如导致启蒙很快走向极权主义即毛主义正确论，最后将启蒙完全变成新愚昧。他们那个教育方式，很像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说的，就是，由他们给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身份是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见列宁说法）。穆勒说，舍此灌输，理性灌输，启蒙灌输，别无启导贫民之法。大而言之，就牵涉到"民主是一个生活方式"之议题（见托克维尔语）；民主不是一日完成的课题，而是在争取和实施过程里日日完成的，永不最终完成的未来进行时。缘由在此，判断国家是不是完成着或者完成了民主，或言，正在完善之，是国家主权和个人主权关系厘定说的关键前提。穆勒说，英国要走向民主，正是这个已然完成式或者过去进行时，而绝对不是未来式，尚未出现时，等等。

我们这样强调，同样是为了区隔枉顾前提的自由主义说。他们以为，可以在民主未完成式里奢谈一切！只是可惜，这一切可以谈，却不是边沁和穆勒之谈法——实在应该变成多谈一些争取自由，争取这个国家认可民主的可能行或者不可能性。

穆勒带有浓厚的精英治国理念。其援于洪堡认为，自由之高阶，源于自我发展。这其实和前此关于教育与灌输之观念殊途同归。我们看到，在整部西方历史中，个人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总是遍及异端思考和个人人格，哪怕是在希腊民主城邦里，也概莫能外。因为苏格拉底，就是民主批判和批判民主的异端和独立分子。这个传统延续下来，就成为西方独立知识分子，或言，知识人的政治传统基因。所有色诺芬，西赛罗和后来的洛克，休谟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不可知论"——这个不可知论，就是国家个人关系说与整个政治学说的自由主义根本——其理性诉求，就是这样的意义论定和意义并不论定——其理性所以反对全能全知，反对政治和哲学上的极权（极权就是全权），意义在此。虽然穆勒厌恶基督教，但是，其认知分野还是要划分神，玄，证（实证学说）；他说，"就社会力量而言，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九十九个仅仅有利益的人是不相上下的。"（见约翰.穆勒《代议制政治》）。以至于后来产生了逻辑学派，布拉德雷，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等——而维特们又为自己枉顾上帝，倍感焦虑。事情转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所以，穆勒一方面确定前人之"国家正式主权"，"社会非正式主权"，唯独未论个人主权（也就是人权——美国人和欧洲人奢谈中国人权，不谈与之关联的国家无人权，实为枉顾穆勒！）于是，他的整个关注，在于补充这个立论。我们认为，关于自由主义在理性、不在信仰这个说法，也许有些偏颇。因为自由主义包涵的消极国家说，在某种程度上给国家的消极宗教政策带来了空间——而其关注信仰、也关注理性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全能理性的，后来发展成为视宗教为鸦片的伪理性说和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层面上，自由主义和自由的同构，不是仅仅在于觉悟和感觉，而在于加上思索。

于是，所谓"新社会最恰当的政治权威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包涵在穆勒的个人主权论和国家民主论中，不二而一。穆勒继之描述了他著名的"好政府"论，也就是类似边沁的、照顾多数人幸福之论；而照顾多数人的利益，仅仅在于凸现每每个人的主权。这是一个辩证法。消失个人主权的专制国家，每每舍弃和压制个人权利、个人诉求和个人尊严。穆勒说，"将会有一伙官僚集团以及被教化担任担任官僚的人，他们将习得至少某些政府管理和公共行政得经验原则。可能也有过系统化的组织，这个组织由国家的最好的智力在某个特殊方面构称，从而增进了专制君主的伟大。但一般民众对此一无所知，并对一切较大的实际问题缺乏兴趣；或者，如果他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些了解的话，那也不过是似懂非懂。" 这个说法就是所谓专制正确性的某种解读。此观点是在民主混淆于民粹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或言，民主本身尚未产生"被教化"的，民主官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民众而言，工其事，必备其器；无其器，抑或不得让他们获得公器，则其事无可为也！那么，中国有无公器呢？没有。中国人莫谈国事，不予参政，惧怕政治，沿袭成性；他们代代养成像统治阶级要求的那样思维，行事和生活。事实是，"如果一个人不能为他的国家做任何事情，他也就不关心这个国家。一直以来，有一句谚语这样说，在专制国家中充其量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而"罗马贵族政治摆脱官僚政治"的主要因素，就是"平民政治"。（中国政治历史和政治制度的铨选和参政，与其说是平民上升入仕，不如说是平民由此被曾经是他们中一员者抛弃，他们和他们，成为高下和里外之别。这就是中国无民主的限度。）"一切专门职位，那些给元老院的职位和他们谋求的职位，都由普选授予。"（这是东、西方政治历史对比的好说明。）对于专制臣民而言，绝对服从，正确理解——则是他们称臣拒思的习俗。他们的"智力和感情让位于物质利益。"（穆勒重要论述之一，就是"进步"不等于经济发展。自由主义更加重视认知和尊严的获得。）

于是他说，"在一个文明程度有所提升的国家中，好的专制比坏专制政治更加害人不浅，因为他尤为懈怠和钝化人民的思想和活力。"（同上）

他做结论道——

"理论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这样一种政府：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至高控制权力整个社会整个集体；任何一个公民不仅对行使这种最高主权有有发言权，而且至少在某个时候，被要求在政府参政议政中发挥作用，亲自履行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责。"（同上）

这样，自由之争取和自由主义在民主政府中的作用，都在一种精神自由和政府自由（他赋予的自由）里，辨正相系。这里的分野依然是，自由，是可以在民主政府存在以前任何时期争取而讨论的；自由主义，则多半是要考察民主以后的政府，如何把自由付之实施——这是不同的讨论范畴。

穆勒好政府论之要素，正是建基于此。

这个要素，规定了自由主义的内涵。

四，摒弃国家幻想的自由主义选择

对于注重所谓改革和反思改革的中国人，如果我们回顾斯宾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浓厚兴趣。虽然，这个主义被称之为随着时代逝去而消失的思潮。但是，他提出的问题，似乎并未过时。只是他的预言错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势必战胜国家干预，而成其自然法则之胜利，即社会，政治自由之胜利——这个预言，成为与之刚好相反的法西斯主义和列宁、毛主义干预到底的可悲现实。斯宾赛没有战胜毛主席——而毛主义被战胜的要素何在，还是民主和自由之国家理念，而不是没有国家理念，不是无政府主义（从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到建制极权主义统治，毁弃传统建制和引入苏联建制，是其逻辑）。当然，这个理念，要秉承日日新的批判原则。丝毫不可以无思，有怠。故此，关于国家干预之正确与否，有效与否，成为穆勒以后时代课题之重大讨论。这里，同样牵涉到所谓国家定义的出台。他们的提法是，1，国家究竟有无启动和领导改革之条件。也就是说，国家是不是经过了启蒙的国家。2，改革是要由启蒙已过的国家指导，还是该由废黜国家之理念先行。3，更有甚者，他们谈到国家，尤其是中央集权国家，是不是改革更加有效的领导者。"主张废除国家者，则怀疑国家只能做坏事。"悖论亦存，"希望创造一种新的国家，一种社会自己发展的国家"（潘恩看法/亦见《西方政治思想史》，下同）。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 自由主义的论点能支持国家干预，也能反对国家干预。"而且，主张国家干预，特别是边沁主张的国家经济干预，成为当时思潮之主流。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斯宾赛跑出来说，由经过改革的中央国家进行改革，是"败事有余"，"结果是社会进步减慢，甚至延迟。"他认为，"国家干预社会"是错误的。继而阐述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立论大致如是。一是，国家发展落后于社会发展，成为社会鸡肋。二是，国家干预违背"生物分工"（将国家亦看成人体之一种器官；一种不能管制一切之器官）。三是，人类合作，会取代武力；与无政府主义同。等等。这样，便有两种政治理论乌托邦开始上台。一种是斯宾赛的自然进化论，一种是从空想到暴力的马列主义。这两种理论在现实政治中都是失败者。其中奥秘，并不难于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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