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纲领和宪章 /自立博客

宣言，通常是革命前的一般理念；纲领，则是如何操作革命（或者改革）；宪章，就是政权取得合法性以后，民间知识分子与政府互动的过程——就是所谓近代、现代国家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张或者并不紧张的关系。这个通则，可以通过俯瞰历史上的实践理性和理性实践的关系而证之。而知、行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中见出端倪。从革命论看，认知，往往是启蒙性质和可知论性质的。这个可知论，从百科全书的前革命理念开始萌芽和成熟。与此相反的后革命时期的民主政治平台，则基本上采纳自由主义者的所谓认知幽暗意识，也就是民主哲学的辩论精神和不可知论认识论。所以，革命开启民智的启蒙，只差半步，就会滑向全知全权论，就是极权主义认识论及其实践——而实践之行为论，胜负论和毛论（他的实践论和邓的实践真理论等同），往往成为自由主义之反动。最为反动的命题就是，我们要改造世界而非解释之。于是，细节上加以分梳，大凡各种宣言的认知内涵，在革命或者改革实践中观察，基本上没有人权和公正方面的歧异。就连中共宪法35条，也已写入言论、结社自由等普世内容。至于解释权上如何界定，就直接关系到国家性质。宪法有无操作性，是宪政的本质含义——如若意义之设成为负面实践的说辞——如，中共宪法——那么，宪政之伪，一目了然。故此，宣言意义上的公设，并不能等同于国家政权的本质属性。政权的基本属性，是看其做什么，而不是说什么，写什么。所以，在这个联合国本身背叛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政治悖论中，如何考察和确定宣言的载体，成为关键。宣言主张的纲领如何实行，如何并不实行；实行的政治保障是什么，或者根本没有保障；往往反证了极权"宪政"的虚妄。由中国和苏丹把持人权组织，在虎笼中宣讲养羊之道，是为国际笑谈。当然，如何在联合国实行民主"护羊"原则，是一个偌大深刻的话题，此不赘言。

宣言之后，就是纲领之实行。这是宣言拟定以后，各种政治力量实施之、实践之的过程。近看所谓中国革命，就是一个显赫例子。只从我们熟悉的中共革命纲领看，就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一大到九大，到文革后的十七大，中国具体做些什么，共党都有讨论——且不说这种排斥正面意义的革命，是不是合法合理，只从他们最后拿到政权，这个狭隘角度分析，他们的宣言和他们的纲领，还是结合默契的。其间，并不排除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毛的具体战略和策略成功，说明他并不紧紧停留在宣言层面。这里的关键是，毛的实践论，结合中国游民起义之宣言论和纲领说，他的朱元璋主义，还是废除了他姓统治，变成毛姓统治；简单说，就是他废黜了中国历史的正面遗产。固然，他是成功者。所以，革命，是一种很难一般而论的运动。跟随纲领进行所谓实践者有之；纲领并不具体（有争论），但是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使其偶然成功的实例，有之。其间，做好思想、政治、组织和军事准备，还是不可忽视的；其为宣言转化为纲领，纲领转化为行动之条件。比如，十月事件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就是虽无革命，却有准备之一例；辛亥革命，也是；偶然，存于必然之中。就是所谓新军成功起义，而孙文来也！他也并不只是与之毫无干系的"后来者"。这个后来者，前此屡战屡败，却越挫越奋。这是革命和偶然结合的榜样。纲领越具体，宣言实施的可能性就越大。甚至，即便是毛革命，如果按照王明和周恩来主义实行，也并不奏效。问题何在？问题在于，毛革命导致的正确论和成功论，并没有被有效反思。毛之功过就像马克思功过一样，众说纷纭。

远说一下。英国革命之弑君者克伦威尔或者法国革命者罗，丹等人，都成为后来英国和欧洲自由主义者病诟和批判的对象。所以，无论是其宣言（卢梭人民革命加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还是其政治实践——其实就是断头台文化——都被西方人基本否定了。至于列宁革命和毛革命，人们更多是否定其宣言，赞赏其纲领，即其具体策略谋术；并可有限参照其成功之党派组建和和军事斗争（——含希特勒回避攻击法国马其顿防线，而成功。）总之，革命之成功，也许是价值普世体现的一种，也许相反。说，革命是踢开一扇腐朽之门——那么，当毛匪踢开人民之门的时候，革命，就是反革命——其千古罪人说所以成立，就是他的政治比去历代皇朝落后。所以，纲领之建设，是一切宣言能够实行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宣言或者束之高阁，或者重复N遍，却无革命改革之手段跟上，亦无革命改革之阶级分析和政治定位——如，定义中共为极权，还是威权，是为关键——如果是威权，请问，你看见什么是中国之互动于政府－民间的合法组织和公民社会——如果连一纸民间报纸都不存在的政权，也不是极权，请问，何谓极权？对于威权可以有自由主义干预和抗争；对于极权，则这种干预不存。其意义，除去浪漫主义正确以外，很难看出其纲领之具体内涵和实施可能。

悲观而论，我们并未找到确实可以作用与极权主义政权的斗争策略。三十年来，或者六十年来，无数诉诸真理的宣言和声明层出不穷，其悲情抗争夺取了很多善良正直的生命。但是，如何诉诸有效的斗争，现在除去觉醒说以外，少见突破。唯一的改变，就像斯大林之死和毛之死一样，出现赫鲁晓夫报告或者邓式改革。但是，从邓式改革蕴涵的救党成功论看，人民在三十年里被再次抛弃，可以说是正确宣言和正确纲领并无奏效的历史。而俄国的梦想，正在普京的半专制半民主社会里死去，正好说明了赫鲁晓夫主义的局限性。极权主义从内部突破的梦想，被普京主义删去一半！所以，除非在政治哲学上，人们认真研讨了极权主义问题，从中不但找到批判之的宣言，还找到了针对其的实施纲领，乃至在以后，找到了批判民主错误的政权－人民互动之法，之理，任何乐观主义的、占领长沙或者起义彼得堡之妄策，都是非常无效甚至有害的。有害者之理由在于，他们一帮人非得说，上面是分化了；健康者一定会出来登高一呼，而不可……难道这些健康者真的会在极权主义土壤不做改良的环境里，实行化肥普及吗？从四九年以来，你可以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人民－政府政权互动的"宪政主义"历史吗？很可惜，人民除去拥邓于四五运动，就是要建设胡稳新政！他们没有任何起义真理论可以普及。布拉格运动和瓦文萨主义，对他们极其陌生。他们更加愿意跪倒在地而山呼上苍！现在，他们除去高唱语录歌，好像一无所有！

至于宪章和宪政，我们有言在前。他更是政权现代化以后的民主产物。这个宪政条款，既不是宣言，也不是纲领，而是后革命时期，批判政府，实行自由主义诉求的庞大内容。国内外作者也许写出一万种自由主义的文字和书籍，却存在一个普遍缺失的前提，就是确定政府性质。群体和个人作用之论述，公平和竞争之论述，干预和不干预之论述，乃至可知论和不可知之论述，前提都是可以批判政府和轮流执政，而非对于极权主义庞大实体之无互动性，无交流性和无可塑性，实行心理或者诗意的诉求——这个诉求，只是宣言范畴。在此意义上，宣言作用，必须化解为行动纲领，才能达成行动以后之政治建制，达成宪政统领下的政治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宪章。所以，我们在分析一系列理念正确或者错误时看到，纲领是否得法或者荒唐，是为要素。超前地拿出宪章，来说法现身，请问，你是要谁来执行宪法呢？国家，还是民间？执行者，是在监狱里执行，还是在海外执行（于国内）呢？你如何操作宪法允许存在的、起码两个（以上）政党的多维制衡呢？你是作为裁判，还是作为裁判加运动员，一体操作之，抑或，只是唯宣言而不行呢？在根本毫无操作性可言的无权中维权，是"宪政主义"的最高纲领，还是最低纲领呢？这样倒叙/序而为的08宪章主义者，究竟是要抹去革命＋改革的纲领，还是抹去宪政＋操作的基本前提，实行朦胧诗主义于政治层面呢？一切道德高调，是要分析政治社会状况到位，还是要举行一般性反对主义，以绝对非暴力，反对武装到牙齿的那种力量呢？甚而言之，暴力反抗，是要鼓吹个人单打独斗式的杨佳主义，侠客主义，还是换成共产党起码懂得而且奏效的几大法宝，合力而为呢？重复而言，就连共产党也懂得，水浒传的个人英雄主义很难奏效；那么，杨佳主义和和平主义行动纲领，又有什么哲学意义呢？我们充分赞赏和肯定08签署者的单纯和善良，但是，中国问题，不是写作罗米欧与朱利叶之政治诗歌可以轻易解释，轻易解决的。政治定位和纲领需求之要，远远超过一百个宣言。在这个意义上，问题之设，超过主义之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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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