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转型论是否妄议 /自立博客

邓在文革后发现了很多政治疾患。他甚至想到一些接近西方政治的政治课题，如，施行政治改革等等，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专制主义者的头脑转到民主轨道上去，这样的思维例证，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在评价佛朗哥独裁政治的时候J.GUNTHER就对佛氏的政治思维做过这样的评论。连佛朗哥也批评法西斯主义，说这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是很可笑的；西班牙中产阶级是民族主义者，德国中产阶级才支持法西斯运动。云云。（见

《INSIDE EUROPE/欧洲内幕》J.GUNTHER）

这个分析的结论是，哪怕是佛朗哥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也会偶然思考到一种几乎常理的原则和奥义——甚至可以和他的一贯思维相反。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也就是说，在不改变专制极权统治模式的前提下，谈论政治变动和政治改革，且主张运用所谓的民主法制解决问题——这个设计本身，就是缘木求鱼。六四的枪声证明了这一点。

奇怪的是，在六四十八年以后的今天，枉顾这个政治前提的说法依然是甚嚣尘上。他们的和平与正义转型论，在完全不考查政治前提的思维逻辑中强行抢占一个、据说是民意制高点，并且打压所有反对意见，且称之为唯一正确。任何企图与之进行争执的话题，被其一概封锁——而且，他们以这种方式，强调和谐主义，就像他们刚刚排斥了和谐的同仁以后，大谈和谐（白宫接见事件）。他们以一种博爱的幌子进行不知所云的基督教煽动，却丝毫没有基督的宽容和博大。

共产党是不是会实行哪怕是他们自定之法律和民主轨道——言说这个观点者，自己十分清楚。可是，他们却偏偏要把这个他们自己十分清楚，一些读者和年青人并不十分清楚的事情做一个伪善的遮蔽。他们说，这是促使共党转型之唯一可能性，包括方法策略和方针。这个民主法制究竟是什么东西，一百年来的历史事实已经做出证明——

这个民主，就是民粹。民粹主义掀起的革命大潮，使得中国历史大大倒退到皇权政治的最野蛮最黑暗时期。所有儒家和道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被党文化全数取缔。

这个法制，在枉顾1946年法制和五权宪法的基准上，施行他们本身已经否定的斯大林式宪法——成为宪法之反。

这个民主法制，成为文革时期，他们从暴力杀戮转而进入有一个新体制的起点之说辞（文革时期的民主法制时期；也就是七十年代四届人大时期）——而一些所谓异议人士，还为此鼓吹民主法制时代之到来——殊不知，周恩来和毛，比他们更早地了解了如何运用民主法制于革命策略之中。

文革如是，反右，亦如是——毛借助反对官僚主义实行所谓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结果，这种民主，成为他实行超级官僚主义——独裁、极权主义的最大接口。

难道我们还要悉数这些大民主和假法制，来达到赵氏并不清晰、不作指涉、没有前提（或者是有党文化前提）的"民主和法制"吗？

于是，面对这个文化上互相对立的民主和互相对立的法制——人们好像很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他们像所有没有经过政治训练的幼稚之人一样，只要看见纸面上的民主法制，官方接纳的"民主法制"，就会变得通体兴奋起来——难道这个兴奋和文革民主，反右民主之兴奋有什么本质区别吗？这种兴奋本身，就是身心桎梏于邓、于毛、于什么人的那种非理智和非良知——他们却要偏偏把戳破这层迷雾的人，说成是大逆不道。

换言之，起码在言论的底线上，臣服于党的民主法制本身，就为他们带来了某种党文化可以接受的和谐和统一。这个战线，站在党文化那边，就是某种统一战线说的现代表达——凡是呵护党的民主与法制者，其政治身份自然和完全的反对派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她们还是有杀子杀父之仇的——他们可以和在六四以后登台的、那个统治者的举荐者，推心置腹，引为同道，就是一种证明。

在和党文化中人建设私交方面，任何人没有权利指责之；但是，如果涉及到政治含义的时候，这个和党的交心，就成为考量其诉诸民主法制之含意的真正内涵。这个内涵，很像党文化中人的某些说法：如，康生、江青等人是坏人，周恩来等人是好人……云云；更有我们所说，否定毛、肯定党一类说词。（党内有没有好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如，57年，林希翎被迫害，吴玉章老人就保护之；甚至在念及右派学生姓名的时候，不念林氏。这个事实不可谓不震动——但是，吴，却是不可能在毛面前实行反反右主义的——这个，也是事实。林氏事迹极其感人，但是，她关于党文化中也有某些优良成份和优良人士、革命先烈之说法，就值得存疑。）

党，什么时候，会以什么形式，什么方式，什么策略达成民主转型？我们根本不得而知；得知其种种迹象的，却是一种反证。我们看到，政客中人大言不惭地告知港人，民主权利（含法制？）是中央的恩赐，港人，并无任何民主、民意之权利可言。

他的说法遭到坚守民主常识之人士的指责。这个事实说明什么？说明，对于香港而言，不是像某些内地异议人士所言，香港是朝向着民主法制（普世意义上的）转型，而是相反，那里正向着香港高度自治的完结之日转型，且呈现一发不可逆转之趋势。

下面是一则有关消息——

"香港民主党及民主发展网络在星期六合办回归十周年研讨会，邀请多位嘉宾就中共接管香港10年来在民主政制、人权自由、法治及公民参与等多方面的变化，进行回顾和探讨。与会讲者指出，在中共政权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与操控下，香港的新闻言论自由逐步收紧，当初承诺的所谓高度自治日见消逝，政制民主化受到压制。有讲者甚至担忧，中共头目吴邦国近日宣称香港无权的言论，将触发新一轮的中共人大释法，"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定义面临改写。"

这个转型说明，香港的真正转型，是在像非民主、非法制、非自治、非自由之方向，而非转型到民主法制。这个事实，是不是事实呢？

撒切尔夫人最近有观点发表。她说，"'一国两制'制度是为了处理台湾议题而研拟的，'现在看来，不仅不恰当，即便是当年回归前首次提出，我也认为不适当。'

主政期间眼见英国对香港的一百四十五年租借时间即将届满，撒切尔夫人说：'我希望能延续英国对香港的统治，但是当我了解这已经不可能，邓小平准备对香港施行一国两制，我们把握可以保存香港独特性的机会'。"（见

台湾中央社报道）

我们补充说明一点。上海公报关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样的判断已经失效；台湾民意调查完全项背这个论调。其间，究竟是中共转型了自由民主价值观，还是西方人士服膺了国家主权高于人权说，交出了香港——坊间自由争论；但是，相关的政治见解悖论已经出现：国家利益和主权诉求，在这个时代，依然冲突于普世价值的规范而使之就范。

也许有人会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香港早早晚晚会实现民主法制、普选自由……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反对；但是，以一句"相信未来"一样的诗句，就解决了香港转型之课题了吗？

如果连香港这样具备民主之一切条件的地区，尚且无法实行有效转型，且问，内地转型之可能性，又是如何！

我们最终也承认中国民主化时代的必然到来——但是，如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梦幻曲和朦胧诗的前提下讨论这个转型，是没有办法实行真正含意上的转型的。其中质量和数量的指标，如何估算？政治经济的相生相克，如何解套，民意的指归，如何实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一句话，一个抽象的未来主义情调可以打发的。

真正含意上的转型是什么？第一，就是正视香港不是在向着自由民主发展，而是相反，正在想着不自由、不民主的反方向发展。第二，既然连香港这样的半自由、半法制的地区，尚且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大陆上，完全没有半自由、半法制之政权统治区域，又会朝向何种转型呢？考量的指标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被看重、被正视。这些考量的指标是：转型的前提要有指归。这个指归很简单，要看统治方面转型的意愿和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历史做出了结论——在甘地的印度，在曼德拉的南非，在马丁.路德金的美国，就是他们所在国家的宪政——法制和民主，促使之实现政治诉求——固然，这个民主有待完善和改革——如，取消种族歧视——但是，这个前提显然不是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自由，甚至没有文化，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可以简单类比的（"一切历史类比都是危险的"）；也就是说，不服从运动的所有前提和现状，是"可以"不服从，不是"不可以"不服从——在毛这里，没有任何不服从可能性（遇罗克是不服从，林昭是不服从，但是，他们的不服从不形成"不服从运动"——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枪毙了——世界上没有人员悉数被枪毙的"不服从运动"。翻检所有这类运动，都是政治不严酷性的政治在起作用——枉顾这个政治不严酷性，就是一种东施效颦，很不严素，没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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