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有一宗苏联间谍牛兰案轰动一时，成为当时世界的头条新闻。爱因斯坦、德莱塞、高尔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和鲁迅等学者名流，均曾先后介入。从中可见克格勃的前身契卡在华活动能量之大。而“中共拿苏联卢布”的说法更可以之为佐证。
   
    牛兰本名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生于乌克兰，1917年十月革命时曾率队攻打冬宫。次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麾下的全俄肃反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其后被派往欧洲数国当特工，后在法国被捕判刑两年。1927年11月奉契卡之命经欧洲到上海，以开设贸易公司做掩护建立联络站。牛兰乃其化名之一。
   

   1930年其妻带着2岁的儿子抵沪与之会合，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该同盟属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实际上他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的联络工作，诸如收发信件、电报、邮包等，并负责管理秘密电台。还有租用公寓和举行秘密会议的场所，为赴苏公干的党员办理各种手续之类。而他的公司则将活动经费交给亚洲各国的共产党。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共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共产国际在亚洲的其它支部十几倍。
   
    牛兰夫人出身贵族，受过高等教育，专业是数理逻辑。她精通法、德、英、意大利语，对格鲁吉亚和土耳其语也有研究。加入契卡后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曾在奥地利、土耳其当特工。这对间谍夫妇一直隐蔽得很好。他们“持有比利时、瑞
   士等国护照，使用数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颇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味道。
   
   不料祸起萧墙之外。1931年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落网，当地警方发现牛兰的电报挂号与邮箱号码。英国情报部门顺藤摸瓜，6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牛兰夫妇的寓所将两人逮捕，并从现场搜出大量文件，内有颠覆南京国民政府的罪证，5月10日由中国政府引渡，14日押解南京，控以“危害民国罪”。（朱正《鲁迅传》，三联书店，2007年，319页）
   
   苏联当局反应迅速，立即多方营救。在其动员下，1931年8月20日在欧洲成立了“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和宋庆龄都名列发起人内。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也亲自指挥手下行动。契卡则责成苏军总参谋部上海站的左尔格使尽浑身解数，统筹在华营救工作。左尔格不辱使命，与在押的牛兰取得联系，并以两万美元的重金向国民政府要员行贿。携带此巨款来华的两人中，有一名叫布劳恩，即后来中央苏区的太上皇李德。
   
   此期间，中共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倾力协助，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宋庆龄受命出面，与蒋介石谈判。她提出以遣送留苏的蒋经国为交换条件，要求释放牛兰，遭蒋断然拒绝。
   
   1932年7月1日，牛兰受审讯后绝食。宋庆龄遂于同月11日与蔡元培、杨杏佛和斯诺等，成立“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经多方活动，加上佐尔格的贿款也发生了作用，使牛兰原判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且夫妇两人获准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
   
   但牛兰仍不获释放，宋庆龄设法提高上述委员会的影响力，乃将其改组，成员扩充，于1932年12月18日，以筹备委员会名义，在上海《申报》刊登“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实际上以营救牛兰为首要任务，但同时又提出要求释放许德珩、马哲民、侯外庐三教授，以掩盖其亲苏色彩。当年12月29日，同盟正式成立。宋、蔡分任主席、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
   
   鲁迅自1933年1月6日起参与该盟活动，估计是蔡元培或胡愈之出面相邀。后者为中共秘密党员。1月17日鲁迅被推举为该盟执行委员。他虽出席过讨论营救牛兰夫妇的会议，但并非很积极的成员，对该同盟也不看好。
   
    牛兰夫妇最后于1937年8月底出狱，当时日军已大举侵华，并炮轰南京。其后两人回到苏联。此前的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遇刺身亡，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即已停止活动。果如鲁迅当初所料：“民权保障会大概是不会长寿的”。它只存在了半年光景。
   
    但以区区一对苏联间谍夫妇的入狱，竟能在当时的中国兴师动众，有专门建立的营救委员会与国际名流相呼应，文化教育界众多精英为之奔走呼吁，其内里玄机，实在耐人寻味。
   
    （0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