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凤凰卫视自上周起播放有关李鸿章的特辑，主要谈他从事洋务运动的业绩。这长达十集的节目由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主持，其倾向十分明显：既突出李牵涉“四个第一”---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第一支海军，第一条铁路，第一座煤矿均与其分不开，更在大体上全盘肯定李对外交往中的作为。这实际上摘掉了百余年来他头上的“卖国”帽子。如此拨乱反正，无疑是大陆当局历史观的一大进步，应予肯定。
   
   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为人称道，在于确立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为其后的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实际上全会并无讨论“改革开放”方针）。但邓本人是个实用主义者，其许多言论并不实事求是。例如他说过：“我们不当李鸿章。”表明他无视历史事实，仍将李视为卖国贼。
   
   此次凤凰卫视的特辑中，有一集回顾1884-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此前法海军提督孤拔率舰队进攻越南，李鸿章主张退让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当时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海军强国，避敌锋芒，保存实力，这本来是正确的策略。但以张之洞、张佩纶为首的“清流”操控舆论，极力主战。“清流”多是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中下级官员，被朝廷利用作为监察高级官员的一种工具。他们缺乏经世致用的实际本领，徒以空谈为尚。加上驻法公使、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出于“湘淮畛域之见”，亦主对法强硬。于是李备受攻击。朝廷终于采纳两张的建议，并调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张佩纶为会办海疆事务，布置对法战事。

   
   但事实证明李所言不虚。1884年8月孤拔所部法海军北上，先攻毁台湾基隆炮台，再开入马尾港，与福建水师兵船同泊一处。9月间开仗。法船大炮齐发，华船仓促拔锚应战，船只相继被击沉，福建水师遭灭顶之灾。
   
   此后由于越南战场的陆路战事清军获胜，中法两军各有所得。西太后最后同意李鸿章主张，双方议和收场。中国无寸土之失，无片金之损。应该说，是在当时力量对比敌强我弱之下能得到的最好结局。
   
   至于十年后的甲午之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关键在于其经费短绌，装备陈旧，多年未获更新，无论火力、航速均远逊日本海军，故必败无疑，并非李鸿章个人责任。
   
   说到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是由于“弱国无外交”，任何人都无力回天。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战争一天不停，东北境内我军民每天都有大量伤亡。彼此实力对比既悬殊，我方根本无讨价还价的本钱；而且谈判日久又不利于我，不能不早订城下之盟。何况日方只接受李为谈判对手，代表中方最后签约的非李莫属。倘套用西哲名言，对李来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由此可见，指李卖国并无根据。就历史事实而论，那是出于侈谈“尊王攘夷”的主战派官员之污蔑；而后人随之对李肆意抨击，则或因其无知，或因其偏见所致。后者如《中国近代史》作者范文澜，前者如政治强人邓小平。“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享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美誉的范文澜，跟一干中共御用学者一样，标榜的是唯物主义，治学却是唯心主义。这种历史的颠倒要再颠倒过来，恐怕尚需时日。
   
   王鲁湘介绍上述中法战争背景时，特别提到无论中外，不少人都以为本国受欺侮时，主战是爱国，反之便是不爱国甚至是卖国。殊不知这其实是十分肤浅的看法。当入侵者实力远超本国时，主张议和者可能才是务实的、负责任的，而声嘶力竭高喊抗敌者往往流于空谈，以致误事。比如张佩纶便是一例。他对军务一窍不通，战前口出大言，临敌却惊慌失措，结果贻误军机。战后被朝廷发配新疆以示惩戒。这位张爱玲的祖父就以如此可鄙的角色名留史册。
   
   联想到抗日战争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一面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大造舆论要南京政府立即出兵“抗日”，以便借此牵制关东军，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在多处实行武装割据，并于当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毛出任主席，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垒，实际上在国难当头之际分裂祖国，火上加油。
   
   面对此种局面，蒋介石把握全局，权衡先后缓急，以不同的策略处理国际与国内的矛盾。由于军事、经济实力比日本差得远，需要时间整合各省财政金融，统一货币与税收，组织军工生产，加强交通运输建设。所以极力以外交手段解决东北遭日军侵略的危机，利用国联调停争取国际同情，孤立日本。
   
   与此同时，对于靠近首都南京的江西“苏区”，则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将共军消灭于萌芽状态。这和李鸿章所秉持的理念完全一致。
   
   如果放弃“成王败寇”的传统观念，不囿于毛王朝的是非标准，而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上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应当不难得出结论：国民政府对日本和对共党所做的一切，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别无选择势所必然的正确举措。八年抗战的事实充分证明，“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的六年中，蒋政权为全面抗战进行的准备是有效的，各项经济与财政建设也是成绩显著的。否则根本无法支持到最后胜利。
   
   从这个意义上，1935年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理应重新反思。毫无疑问，参加者都是满怀爱国热忱的热血青年，其中又以大学生为主。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属于“人同此心”；但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却未必是“心同此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不错，实施方法应是反政府武装首先是中共领导的红军与游击队，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改编，在统一的军令下开赴前线抗击日寇。
   
   对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贡献，北京当局前几年已开始给予正面评价，尽管分量远远不够，而且其坚持以“中流砥柱”自居，也是违反事实、十分可笑的。而对“一二。九”运动，则依然全盘肯定，等于否定国民政府抗战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在此不妨重提一下蒋介石当年一句有名的话：“和平未到绝望时刻，不可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不可轻言牺牲。”但凡弱国反抗侵略，就是要尽量争取时间多做准备。那些血脉贲张、急于上阵厮杀的青年，尤应力戒血气之勇，避免操之过急作无谓牺牲，极需头脑冷静审时度势而行。在这方面，李鸿章不无值得效法之处。
   
   （0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