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穷约束了发展”---这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的话。他实际上含蓄地预言了“中国经济模式”的末日即将到来。
   
    作为日前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主讲嘉宾，他在回答节目主持人对明年（GDP增长率）“保八”的展望时，坦率地声言：我看能有7%就不错了。
   
    也许是身在大洋彼岸，旁观者清，又或是因此可以放言无忌，陈教授列举出若干数据以资证明。他的说法和之前厉以宁大师乐观的论点截然相反，后者断然否认自己讲过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拐点。同属行家，一报忧，一报喜，孰为可信？

   
    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不妨看看陈教授提供的以下数据：
   
    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例：1952年是65%；1978年是45%；1992年是42%；2007年是35.5%，呈直线式下降趋势。政府消费却节节上升，从1952年占当年GDP16%，升至2007年占GDP30%，增长接近一倍。
   
    反观美国，自1952年至2007年，民间消费从占本国GDP65%增至71%；政府消费则从占GDP16%降至10%。
   
    同属第三世界的巴西，此期间民间消费从占本国GDP51%升至65%；政府消费由占GDP22%减至20%。
   
    这充分说明，大陆中国以政府消费为主，民间消费不足。从而造成国内需求不足。30年来的GDP高增长全赖加大投资带动，包括最近的所谓4万亿元投入以应对金融海啸，均与民间消费无关。故其成效堪虞。
   
    陈教授精辟地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模式”成功的原因，指出：一是由于外部环境提供了优良空间，或曰“后发优势”。 二是由于国家垄断了资源。
   
   上述两点，前者是指由于当时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包括港台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经济早已起飞，从而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境外的庞大资本需要新的投放地，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成了中国廉价商品出口的广阔市场。
   
   而后面一点则区别于美国和印度。不过，美、印虽然都是实行私有制，但美国通过发达的资本市场调集民间资源，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印度资本市场不发达，大的项目不易搞起来，故目前的工业基础尚赶不上中国。
   
    其实，陈教授所言“后发优势”虽然含蓄地隐喻了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却没有提到工人农民所受的种种盘剥，尤其几亿农民包括1.2亿农民工，其处境之低下以至恶劣可谓人所共知。若同“旧社会”的“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相比，表面上不无改善，实质上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人下人”！。而大陆30年来GDP升幅一直保持在双位数，便是建筑在工农弱势社群备受压榨的基础之上。
   
    除此而外，陈教授也没有点出所谓“中国经济模式”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对国有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与利用，特别是地方各级官员以本地GDP的增长，竞相打造自己的“政绩工程”，以求升官发财，谋取其个人利益，因而普遍置环保于不顾，根本不考虑什么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把子孙后代的资源也提前耗用了。其中，水资源之破坏与匮乏更是怵目惊心。京、津、沪、渝四个中央直辖市连食用水也告短缺，即是一例。
   
    概而言之，北京当局无论对本国的人力资源，或者是自然资源，都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手段，从而“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在近30年间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国家空前地富起来了。但绝大部份财富，尤其是生产性财富均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中。除了一小撮权贵以外，普通民众得益微乎其微。
   
   对于国家控制财富（生产性财富）的程度，陈教授打了个比方。他向主持人说：你跟每个中国人一样，拥有6万元的财富。它来自目前国有财富总值79万亿元，按13亿人平均而得。
   
    不过，此乃可望不可即。皆因这笔财富理论上归全民所有，实际上老百姓根本不沾边。
   
   对此，陈教授作了个比较：美国拥有的财富98-99%属于私人财富，国家所占比例极少。其国民的收入来源有二：劳动收入与资产（股票、房地产及土地）升值。但在中国，普通人没有资产升值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只能靠那微薄的工资。
   
   正因为此，中美两国百姓收入相差悬殊。去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461元人民币，占国家财税收入5.1亿元的3%；美国人均5千美元，占其财税收入的10%。
   
   讲到城里人的收入，其实上面的人均461元，折合约66美元，掩盖了极大的差距。比如中国东部沿海与西部的城市就相差好几倍。但即使以最高的上海和北京来说，在世界城市中也只能列入较穷的行列。
   
   在这方面，有资料显示：上海和北京其实排名只不过在59和65名，甚至不如巴林、土耳其、捷克、马来西亚、俄罗斯、巴西、斯洛伐克、阿根廷、秘鲁、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立陶宛等国的一些城市。
   
   若以时薪而论，更与排名前列的国际大城市判若天渊：上海是2.1美元/小时（税前）； 2.6美元/小时（税后）；北京分别是1.7美元和2.0美元。排名40的香港是5.5和6.2美元。居首位的苏黎世分别为 19.5美元/小时和26.2美元/小时；第五的纽约是15.7 和22.7美元/小时。真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如果谈到中国几亿农民包括农民工，那就更是等而下之，其苦况尽人皆知。内中又尤以老人为最。据报导，当局对农民养老金零投入，1.1亿老人生活堪忧。最近一个突出的事例是：
   
   “69岁的付达信今年9月7号从湖南来到北京，而就在一天以后他因持刀在北京站广场抢劫被抓。他抢劫完了并没有逃跑。”“经记者采访得知，付达信抢劫的目的只是为了进监狱，希望不愁吃穿。”
   
   这固然是个十分特殊的个案，但借斑显豹，由此可见国富民穷的冰山之一角。相当一部份民众消费能力薄弱，大多数人消费意欲低下。要使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为内需带动，实在是谈何容易。
   
   有鉴于此，陈教授建议，中国必须真正落实“全民所有”，从50年代开始的国有化改革，转变为民有化改革。具体做法是建立“国民权益基金”，首先将15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民有化，使每个国民都拥有股权。各省市也应仿效，当然本省市的居民可以享有优先权。不管怎样，民有化就是要“化到每个人身上”，切切实实地将资产升值带来的财产性收入还给老百姓。
   
   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基础制度的改革。例如对于征税、预算等大政，应有所制约，不能像现在这样，民众根本无缘置喙。
   
   讲到国家财政预算，陈教授提了一组数据。去年中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福利待遇三大项，合共支出6千亿元，占GDP2.4%；美国是1.5亿美元，占本国GDP15%；巴西仅用于卫生事业的支出，占本国GDP5.4%。可谓相形见绌。
   
   听完演讲，觉得陈教授言之成理，苦口婆心，只是恐怕建言者谆谆，当局者藐藐，等于对牛弹琴。
   
   另外忽发奇想，原来三大公费开支---公车、公费吃喝和公费旅游不可全盘否定。因为正如陈教授所言，政府是最大的消费者。上述“三公”基本上均属“内需”（境外旅游例外），其中仅公车一项，年支出3000亿元，便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也。
   
   可惜来不及向陈教授请教，笔者的“顿悟”是否不无道理，抑或属“走火入魔”？
   
   （08-12-26）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