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也谈胡锦涛的“不折腾”》，感到立论不无道理。遗憾的是文首有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段与事实大有出入，谨就此提出商榷。
   文中称：
   按照中共官方定义，“改革开放”，起源于30年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最先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主导，原本的议题是农业、经济和计划。但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经事先精心谋划，发动突然袭击，提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和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会议主题突变，经济问题被抛到一边。
   会议的结果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大胜，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大败，老人政治登上舞台。两年多后，华国锋被赶下台，邓小平成为实质上的中共最高首脑。
   上述两段有如下几点不确：

   一是“官方定义”的提法似嫌武断。对“改革开放”的“起源”，当局从未“定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大概由于其明显地并非事实，以致连一向编造历史时“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御用文人，也不敢如此下“定义”。
   二是三中全会“最先”并非由华国锋主导。只能说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1978年11月10日开始时由华主导。但当天即因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加上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两者反应热烈，使会议离开了原定议程，变成主要讨论文革中一系列重大遗留问题。
   三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经事先精心谋划，发动突然袭击”毫无证据。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由邓提议召开，“原本的议题是农业、经济和计划”，也都出于邓之建议而获华同意。其后邓出访东南亚，会议开了5天他才归来。可以肯定，他和陈云（比其资格还老，但在“政治老人”中列名其后）两人“事先”并无任何“精心谋划”。
   四是陈云在会上并无提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邓也没有提出。不过，当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在其著名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会前这个讨论的意义。然而，此非邓之初衷。
   五是“会议主题突变，经济问题被抛到一边”的说法，倘就中央工作会议而言欠准确。对于其后的三中全会也不能这么讲。
   因为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华国锋的讲话就强调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也是他和邓的共识，并且反映在原定议程中，可视为会议的主题。不料首日“胡耀邦和陈云的发言和材料像大石头扔进平静湖面，引起会议很大震动，突破会议原定的框框，代表们不是集中原定的中心议题：‘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的问题’，而是集中批判文革，。。。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鲍彤语，见《开放》杂志，2008年3月号，38页）
   可是，会议毕竟没有完全离开“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主题，而其后的三中全会之突出成果，正是明确宣布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经济问题被抛到一边”讲得不对。
   六是“会议的结果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大胜”，这样说失之笼统。实际上陈邓两人并非一条心，都想争夺最高领导权，结果各有所得，邓居上风。
   事缘11月14日邓出访归来，“发现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自己已经没有了会议的主动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根本不能用了”，邓立刻转轪，让胡耀邦找人给他重写讲稿。
   其后自12月5日起，胡和于光远、林涧青等人，接连四天到邓家中，按邓“亲自草拟的三页五百字的讲话提纲”，“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了报告。”大受好评。从而在与陈云“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中夺回主动权。（引号中均鲍彤语，出处同上）
   七是三中全会闭幕“老人政治登上舞台”也不完全对。因为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等相继进入权力核心，加以叶剑英较为开明，信赖胡、赵等完备，故至少在1986年12月下旬王震等七老联袂向邓告状之前，胡赵还能发挥较大作用。
   八是“两年多后，华国锋被赶下台，邓小平成为实质上的中共最高首脑。”这句话不合事实。因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摘了桃子，成了最大的赢家。从那时起，他已经是“实质上的中共最高首脑”，无须等到“两年多后”。
   文章继称：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并非如此。邓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时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144页。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作为战略决策或战略方针，则至少在1982年年底之前他没有讲过，故不能说两者“同时”。中共文件也同样如此
   
   文章又称：
   
   依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结论，会后，中共立即为彭德怀、陶铸等平反，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句话与事实不符。“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已经是为彭、陶等平反。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更早。在1977年11月25号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中共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比三中全会《公报》要早近一个月。
   
   至于底下说“后来，更延伸到为刘少奇平反、改正"右派"”，则颠倒了先后。改正“右派”开始于1978年9月17日《中发“1978”55号文件》下发后，那时连中央工作会议都还没开，更别说三中全会了。
   
   众所公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实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故对有关事实应弄得清清楚楚，包括其与“改革开放”的关系等等。否则便会如同鲁迅所批评过的那样：“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徒增负面效果。
   
   （08-12-25）圣诞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