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看一本《铁托传》，南斯拉夫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着，一九六三年三联书店“内部发行”版。书中一个故事很精采。克罗地亚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暗杀了内务部长，法庭庭长问他是否有罪，他回答：“我感到有罪，是因为使一个妻子失去了丈夫，使孩子们失去了父亲。我感到有罪，是因为我杀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杀了一个迫害共产党人的部长，我却不感到有罪。我尽了我的职责。”公众发动大规模声援活动呼吁赦免，但政府还是对他执行了死刑。在他遇难一周年之际，到坟上祭奠的人如此之多，以致警察不得不在某天夜里偷偷把他的棺材挖出来，埋到波斯尼亚一个伊斯兰公墓里，至今人们不知这位年轻共产党人的确切葬地。

    故事读到这，我联想起“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杨佳。网上有消息说，自十一月二十六日杨佳被执行死刑，至今半个月过去了，杨佳的父母仍然未得到来自上海方面通知办理儿子后事的任何消息。我的看法是，杨佳父母很可能永远见不到儿子的遗体，甚至杨佳的骨灰也有可能被无限期扣留。呼吁特赦杨佳的公众，可能永不会知道他最终被葬何地，一如这位克罗地亚的年轻共产党人。

    人类历史虽然有几千年，实际上在处理某些问题和事件的方式上，手段非常雷同，没有太多新意。前不久我写篇文章，资料涉及十一世纪挪威一位国王圣乌拉夫。上网搜索发现，正是这位圣者把基督教引进挪威，并严格践行基督徒的生命伦理，比如遗弃孩子是异教地区普遍存在的陋习，他就明令对丢弃孩子的父母处以罚金。圣乌拉夫还是反丹麦统治争挪威独立的民族英雄，战死后遗体和葬地出现神迹，影响巨大。丹麦国王既不满又恐惧，遂下令将其遗体从墓穴中起出，运至哥本哈根销毁。十一世纪对圣乌拉夫的处理方式，与二十世纪对克罗地亚共产党人的处理方式何其相似。

    今年十月，亲友们在北京为著名启蒙学者包遵信先生举行骨灰安葬仪式筹划建碑文字。原计划在包氏墓碑上刻“走向未来，未竟神州蒙业；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因亲友们考虑到，如果当局去把墓碑砸坏怎么办，所以后来为了规避风险，决定甚么字也不写。亲友们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若确刻这些文字，墓碑被毁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上述故事，就是先例。

    其实奇崛人物身后，总难免被人凭吊感怀，无论谬托知己还是正托知己，都是一种民意。现代社会，民意多元，都有平等、合法存在的理由，都应被尊重。因而我想，关于杨佳的后事，最好还是给民意一个出口。把他搞得死不见尸，死不见（骨）灰，不是好主意。

    焦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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