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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谁吹响了“市场经济”的号角——铭记“民运”长老汤戈旦兼纪念“民主墙运动”30周年文章
当下，中国官方媒体正在炒作“改革开放”30周年，大肆宣扬“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创造的奇迹。然而，公众却很小知道，在后文革时代之中国，最先挑战社会主义主要特征“计划经济”，吹响向“市场经济”进军号角的不是官方，而是来自民运阵营的异见长老——汤戈旦先生。
回首所谓“改革开放”的官方历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起经济改革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浓缩了一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史。从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经过了两个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可视之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指从传统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过渡时期；中共十四大召开以来，则可视之为第二个阶段，即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到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个过程。在1984年以前，中国已经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以后，市场经济的份额逐步扩大，比重逐渐超过计划经济。到1987年中共的十三大召开，又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按官方的说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一个概念：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阶段。这次大会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建立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李鹏等主要国家领导人一度借助“治理整顿”口号，想在经济政策上左转，但1991年底却遭到邓小平南巡阻截。当时，邓小平以太上皇的口吻发出警告：“谁不改革谁下台”，同时首次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被视为中共官方的经济改革要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信号。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发表了被称之为经济“向右转”的“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里，江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中共十四大上得以确认。至此，标志着中共从思想理论到实践操作上，先后跨越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等几个台阶，直到最终彻底废弃了计划经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
由此可见，中国后文革时代一路走来的经济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市场经济与反市场经济的历史。而在这一历史进程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体制内外思想界、理论界探索者们共同付出的代价。在体制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卓炯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思想（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的经济理论曾被誉为“卓炯革命”，其代表著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顾准也是最早提出市场经济，反思中国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卓越学者之一，他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并在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文章；还有孙冶方，更是体制内最早反思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50年代就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文章，反思“价值规律”理论，后期又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与《再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等代表作问世，而且他还在学术领域培养了吴敬琏、刘国光、周叔莲、张卓元、陈吉元等一批中国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而吴敬琏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体制内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因此被称之为“吴市场”。
然而，最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倡导者，却来自于一直被官方打压、排斥的中国民主运动。其实在中国后文革时代，民间异见人士始终都真正站在倡导思想解放，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前沿，但却一次又一次喋血在邓小平设计的“四项原则”禁区里，成为社会发展的政治牺牲品。天津已故的戈旦老，早在50年代起，就在当时的天津财贸内部刊物发表文章，质疑计划经济。文革结束后，他又是最早从民主运动的异议立场出发，借民间刊物的这个自由媒体平台，率先吹响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号角，并为此而深陷牢狱。
无可置疑，汤戈旦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民主墙时期”来自民间反“计划经济”的政治异见符号。戈旦老曾自我介绍说，一生多次当过反革命，两次坐国民党的牢，两次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他1925年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靖安爱国学生运动，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时期两度被捕入狱。中共建制后，戈旦老因揭发党内干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问题，遭打击报复，1955年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以“历史反革命”立案审查，后被免于起诉。从1957年开始，戈旦老在生活极度窘迫的处境下，开始从民间的立场，潜心马克思主义原旨理论研究，反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弊端。
1979年，震惊中外的“民主墙运动”爆发后，戈旦老为各地民刊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其代表性的文章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论的实质探讨》、《评“中间形态”》、《建立人民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等；后来又有《新明夷待访录》、《短缺经济学提纲》等书稿流传，可惜至今未能正式出版。戈旦老是一位十分有学养，备受大家尊敬的民运长老。他的理论借助“原旨马克思主义”语话，挑战官方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实践；从否定列宁式的暴力革命与斯大林式暴力专政入手，循着经济发展论的独特角度展开逻辑性的辩证，最终导出了对中国现行计划经济和一党政制的无情否定。戈旦老的整个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民主运动对“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双向目标的呼唤。在戈旦老看来，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真正实现过社会主义。作为一位民间经济学家，戈旦老将其理论锋芒对准了批判斯大林《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关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伪理论，高扬“市场经济”的旗帜，还原资本世界性扩张的现代价值增殖规律。于是，戈旦老就把握了现代中国问题的主魂——“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由此而论，戈旦老虽终生未越出信奉“原教旨马克主义”的视野，但其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与卓识，仍不失为当代中国民间颇有贡献的一位经济学家。
然而，1981年4月，由中共9号文发起打击民间非法刊物运动，全国各地的民运人士骨干先后被捕，戈旦老也以古稀之年，同天津的民运人士吕洪来、刘士贤等一起入狱，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戈旦老刑满释放后，仍矢志不改，继续保持和各地民运朋友的联系，我就是长期与汤老保持联系者之一。
我与汤老交往始于1980年，最先在《海浪花》那里与他结识。那时全国民刊运动渐趋反弹性的高潮，各地大学校院民主竞选运动十分活跃。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爆发了学生竞选人大代表活动。当时，云南的陈尔晋（陈泱潮）先生进京不久，便打入胡耀邦培植改革力量的团中央与社科院联办的“中国青年研究所”。他站稳脚跟后，来信约我赴京考察学生运动。当时，我去了北京除考查北大学生竞选外，还与在京的民运朋友广泛接触与交流。我最先去徐宅拜会了文立先生。之后，尔晋又陪我见了吕朴、王冲、赵一凡以及《北京之春》的许多朋友们。我在回青岛途中，又在天津下了车，特意探访汤戈旦、吕洪来、刘士贤诸友。汤老当时年已古稀，痔疮病非常很重，但却仍艰难的伏案坚持写作，疼痛难忍时，站起来按摩一下，再坐下来继续，精神十分感人。他那如同枯藤老槐，攀援不息的形象，至今盘绕在我的脑际。记得当时极为热情的吕洪来、刘士贤特意找来相机，大家一起照了许多照片。戈旦老得知我当时正在主办旨在进行民主理论研究的《理论旗》刊物十分高兴，当即交我他的新作《评“中间形态”》一文，并表示今后将全力供稿支持我的工作（此文发表在《理论旗》第二期，我至今仍保存着汤老的这一手书原稿）。后来，我与汤老长期保持通信联系，一有机会，便会亲聆教诲。
1987年，我因代理一起经济案件赴天津诉讼，顺便看望了汤老。记得当时我建议他顺应新形势的发展，不再使用“原教旨马克主义”标识，但先生却有自己的主见。不过，当我提及青岛的“广交友，不结社”主张，汤老说我也赞同“广交友，不结社”。1991年初，我应中国华侨出版社之约去北京看拙著《谈判学研究》出版清样，在京得到一篇主张“市场经济”的内部讨论文章，预示中央已在研究接受“市场经济”理论。我当时回到旅馆仔细读过文章后，惊喜地发现，其中许多观点与戈旦老雷同。我欣喜之下，在回归青岛途中下车，到天津将此文带给汤老看，并告知其官方动向。记得汤老看完后说：如不搞“市场经济”，中国就无法向前发展。今天想来，这话竟成了他留给我的绝别赠言。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向，已部分实现了民运的目标。正是从这一意义理解，在中共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之时，中国“民主墙运动”更应纪念自己的30周年。
后文革时期的中国的经济转型，虽然曲折地循着汤老预言的“市场经济”方向一路走来，但遗憾得是，中共却为其强加了“社会主义”的定语。因而，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陷于了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窘境。这里仅从中共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而论，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应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否定形态被主观推论出来的。如果我们不否认任何概念都有其质的规定性，便不难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有市场，但不能等同于市场经济形态，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中可以有计划手段，但不能等同于计划经济形态一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其质的区别。按汤老的说法，那是“狼和羊”的区别。即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具备社会主义发端的基本特征。说羊羔小的时候会有狼的属性，那是骗人。所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标准”和“国有制占主体的经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说法，纯系偷换概念。而恰恰相反，国家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多少，才不是决定经济形态根本属性的特征。国有制占主体的市场经济，也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已。那种把葡萄酒装进“二锅头”瓶子里，硬说葡萄酒就是“二锅头”，是典型的制伪造假。当今中国改革的方向，不是在向“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发展，而是在向成熟的资本主义形态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实质。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已成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与相应体制改革的桎梏。这不仅导致官方“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僵化观念至今不能突破，且给了借社会主义教条反对改革的人提供口实。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引进独立工会约束，成为导致“市场经济”畸形发展的“中国模式”代名词。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远远偏离了民运追求“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互为推进，共同发展的目标。民运所追求的“民主政治”理念，就是要在市场配置资源与劳资谈判基础上，实现公民对执政者的自由选择、制约与监督。也正是从这意义上说，中国民运的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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