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我在楚怡中学任教，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常来找我聊天。
   “假期怎么过？”毛泽东问道，“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有一个新计划，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身上一个钱也不带，去作长途旅游，吃、住问题，打算用乞讨的方式来解决。”
   毛泽东很是激动，“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一天清晨，我们就踏上了通往宁乡县城的道路。我们边走边谈，过了漫长一段时间，我们感到很饿。
   毛泽东说，“我们开始行乞吧，我已经饿得要命了。” 毛泽东问路旁小食店的女人，“你知道附近有读书人家吗？”她说：“在小店后面住着一位姓刘的老绅士。”
   “润之，”我嚷道，“刘先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了！”我们走到一座堂皇的住宅前，敲门。刘翰林终于走出来了。他年约70岁，他带着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当他明白我们的来意后，过了一会儿，他爽快地给了我们一个红纸包。我们向他告别之后，打开纸包，一下子富了起来，纸包里有40枚铜板。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小食店，不一会儿就饱餐了一顿，每人只花了4枚铜板。
   后来，我们沿路乞讨，农舍相隔二三里，讨到的只是些冷饭冷菜，半饥半饱的。我们深深感到，讨饭与在饭馆里吃饭是何等的不同！
   我们来到了沩山，找到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我们足够的饭菜。老人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决非乞丐，可为什么以乞讨为生呢？”
   “我们家境不好。” 毛泽东答道，“但我们想旅行，因此惟一的办法便是一路乞讨。”
   他说：“当叫化子没什么不好，叫化子总比强盗好得多！”
   “叫花子是最诚实的人，”我辩解道，“甚至比做官的都要诚实得多。”
   我们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安化县城。由于饥一顿，饱一顿，我们很饿。一天清晨，我们身无分文走进一家茶馆，叫了茶和早点。吃过之后，我们商量如何去付款。我建议毛泽东留在那里记日记，我则到街上看看有什么法子。
   花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我只讨到21文钱。最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用讨来的钱买些纸，然后写些对联，送给店主，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乞讨方式。
   在头一家店铺里，店主看了对联后，面带笑容地递给我4个铜板。我如法炮制，返回茶馆付了款。
   离开安化之后，我们到了益阳县城。我突然发现墙上贴着县长告示，我认识县长。我们俩决定去看看他。
   我和毛泽东找到了那个威严的衙门，向门房递上名片，并把毛泽东的名字写在上面，请求通报。门房仗势欺人，见我们是叫化子，硬是不愿进去通报，还粗暴地撵我们走。
   终于有一位长者进去为我们通报了县长。县长张康峰先生吃惊地问道：“肖先生，出了什么事？你们哪里来？”
   “我们从长沙来。”我把我们的想法与经历告诉了他，张县长款待了我们。3天后，告别时，张县长又送给我们4块钱以备急用。
   四五天之后，我们的行程结束，回长沙去了。
   （摘自《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作者：萧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