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同意部分：

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中国民间的维权抗暴运动风起云涌，已势不可挡。中国民主革命历时一百余年，如今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过去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才换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们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中国何去何从？中国民主之梦何时才能实现？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一系列问题应该引起我们严肃认真的思考。

革命又可以根据其手段分为暴力革命及和平革命。我的观点是，中共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已不可能，而中国社会的严峻形势及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必须走向民主化，而中国实现民主的唯一出路是开展一场民主革命。我始终主张用非暴力的方式推动这场民主革命（注：非暴力并不等于当面对当局的严厉镇压时不能进行有克制的反抗，包括暴力反抗。我将专文讨论这一问题）。

当然，这四个阶段往往会出现相互交错的现象，比如第一阶段的活动也会在后面的各个阶段出现，有时甚至会出现强大的声音，零八宪章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八九民运的诉求明明属于第一阶段，但却以第三阶段甚至第四阶段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八九民运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来自湖南的反抗独裁暴政的天安门三君子因向毛泽东像投掷鸡蛋颜料，却被学运领导人扭送到中共的公安部门。

对于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来说，如何正确有效地推动中国民主化，尽量避免中国民主运动走太多的弯路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也是我们的责任。根据中国社会危机四伏的现状，随着中国民众的人权和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中国民主运动迎来第四个阶段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我们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我们的努力，促成第四个阶段的早日来临，阻止中共继续作恶，并一举终结中共的一党专制，为中国民主化扫清障碍。当今天我们签署零八宪章，谈论零八宪章的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不能忘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更不能本末倒置，将签名请愿作为我们的最主要工作。我们现在的最主要工作是走向民众，帮助民众从事维权抗暴运动，并引导民众自觉地将各地维权运动汇集到民主革命的大潮中来。

众所周知，无论是参与公车上书的维新者们，还是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们，他们都不是仅仅停留在签名和呼吁，而是身体力行，直接投身到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为实现其理想而付诸实际行动。最终促成百日维新运动和天鹅绒革命。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动口的多，动手的少。有的甚至藐视和攻击用实际行动挑战中共的勇士。他们一会儿用“太激进”来攻击反抗中共的义士，一会用“非政治化”来中伤支持和参与民主运动的维权人士。今天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拿出勇气行动起来，彻底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清谈误国”的恶名。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广大民众的尊敬和支持，无愧于历史，无愧于良心。

当时反对派领袖金泳三和金大中等在全国征集了一千多万要求修改宪法实行全国大选的签名，占全国人口的几近三分之一，可是，南韩全斗焕军事政权并没因此而主动修宪，迫使当局在汉城奥运前作出让步承诺修宪的是每天数以百万计的各界民众走上街头，发出愤怒的吼声。正因为如此，南韩人民才得到了世人的普遍尊敬。如果没有南韩人民遍及全国的街头抗议，也就不会有卢泰愚宣布实行全国大选的六二九宣言。

事实证明，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中国民间的强大的呼声，中共不仅无意推行朝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还大开历史的倒车，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因此，今天如果我们还寄希望于通过请愿上书就能让中共主动还政于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实现民主，那就太天真了。

可以这么说，中共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拒绝推行民主的同时也宣告了改革的正式死亡。因此，任何人也无法阻止民主革命的到来。

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零八宪章及其所代表的任何主张改良的举动都不会得到中共的任何正面回应，更不是令中共专制政权最害怕的。他们最害怕的是民众反抗意识的觉醒和街头行动，或者说是一场民主革命的到来。他们害怕贵州瓮安活烧政府大楼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他们害怕杨佳杀警所激发出的民众激情，他们害怕重庆出租车司机和教师所推动的全国各行各业罢工罢课，他们害怕湖南吉首江西铜鼓甘肃陇南等地民众维权抗暴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他们害怕“传九评促三退”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害怕中国过渡政府吹响的向中共暴政开战的集结号……。

与此同时，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和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发动起义，向专制腐朽的清王朝进行不妥协的斗争。革命初期，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拥有更多的资源，具有更高的影响力，但是，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清王朝的没落，尤其是革命与改良的论战结束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渐占上风，并最终取得革命的成功。我们很难想象，孙中山等仁人志士会在革命风暴来临之际，放弃策动民变兵变和民主革命的机会而热衷于上书请愿。

由于从事民主革命的风险远远超过参与上书请愿，他们中的许多志士为了更好地完成他们的任务和更有效地开展活动，必须将自己隐藏甚至伪装起来。这就是我们过渡政府及时提醒国内没有暴露身份的同仁，不要用真名签署零八宪章的根本原因。我们发表这样的声明，不是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拆零八宪章签名活动的台，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我们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在拆零八宪章的台，那么，我们拆得最多的是我们过渡政府自己的台，因为我们一贯要求国内支持和参与过渡政府活动的人不要使用真名，包括我们最近推出的公民登记平台。我们要求所有登记成过渡政府新公民的人不要使用真名。有人提出用真名更有影响力，对中共能形成更大的压力。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只说到了有利的一面，没有说到不利的一面。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我们曾反对网络使用实名的举动呢？众所周知，中共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多次对反对他们的人采取“引蛇出洞”的阴谋，然后来个一网打尽。如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就是毛泽东自称的一场“阳谋”。这场“阳谋”导致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此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被打断了。九八年的组党运动也是如此。这场运动被镇压后，以七九和八九民运骨干为主体的中国民主运动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导致整个运动停歇甚至倒退了好几年。这些都是血的教训。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已有很长时间，应该学会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复辙。否则，我们就辜负了民众对我们的期望，也愧对我们的历史使命。哪些借我们发表声明提醒国内志士不要轻易暴露身份而攻击我们胆怯的人，要么是政治白痴，要么是居心叵测。因为他们连任何公开活动，无论是军事行动、政治活动甚至商业活动，都有需要严格保守的秘密这一点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从事反专制的民主运动？中共当年发动学生开展所谓“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时明文规定，要求学校里的共产党员不能暴露他们的党员身份。难道他们也是因为胆怯而发出这样的通知吗？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我们让中共掌握我们的所有信息，我们还能克敌制胜吗？更何况现在我们要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军人正在秘密策动兵变，难道我们也希望他们在零八宪章上签上他们的大名，然后等着中共来收拾他们吗？

总而言之，中国民主运动任何阶段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既不能夸大零八宪章的意义，也不能贬低它的历史地位。这次的签名活动，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甚至也不是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次，它既无法与一百多年前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力相比，也无法与十年前的要求重评“六四”的百万人签名运动的规模相比，更不能与在国际社会形成巨大影响力的七七宪章和古巴十万人要求修宪运动等签名运动相提并论。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既不能夸大过渡政府过去所作的贡献，也不能贬低它的重要作用。否则，中国民主运动始终处于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状况，无法有效地推动运动朝纵深的方向发展。我们既不能始终停留在上书请愿和发声明阶段------事实上目前整个社会形势的发展已远远超越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至少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不能开历史的倒车，我们现在要做的主要工作是为中国民主运动进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作好各项准备，如组织建设，组织动员，国策研究，理论指导，协调行动及拓展国际空间等；同时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零八宪章的现实意义和对民众维权抗暴运动的鼓舞作用。而那些有意无意配合中共，利用零八宪章来打压和攻击过渡政府和“传九评促三退”的图谋，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为过渡政府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民众的支持和认同，“传九评促三退”早已成为中国反迫害争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已远远超过当代民主运动历史上的任何活动。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强调，对于有志从事民主运动和追求民主理念的仁人志士们来说，我们的共同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专制政权及其代言人。那些一有机会就跳出来攻击自己的盟友的人，我们要加倍小心。

我们在呼吁关注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者的同时，也应该继续关注高智晟、胡佳、陈光诚、郭飞雄、严正学、郭泉、力虹、杨天水、许万平、杨春林、郑贻春、黄琦、师涛、杨子立等仍在狱中的良心人士。他们都是身体力行的民主斗士，他们的勇气比仅仅停留在表达不同意见的人更高，他们面对的处境也远远比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更恶劣。要求释放刘晓波的朋友们，不希望与刘晓波切割的朋友们，也应该要求释放高智晟、胡佳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所有维权民主人士，也应该发表与他们决不切割的声明。任何人可以对他们中的某个人的做法或策略甚至品德保留个人的看法，但是，任何人没有理由否定他们良心犯的身份，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他们所遭到的迫害和处境比刘晓波更加恶劣。既然如此，任何参与宪章的人，希望实现宪章中的五大理念的人，都应该拿出同样的道德勇气，发出要求释放高智晟和胡佳们的呼吁。我在此声明，我将永远不与他们切割， 并将身体力行，直到他们都获得自由，直到中国实现民主，再也没有良心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发表跟我一样决不与任何良心犯切割的公开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