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知识分子”滕彪
   
   经济观察报 刘溜 / 文
   
   “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墙壁 / 为你作一首情诗，我的爱人”、“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这是滕彪一首诗中的句子。他说，今年某日，他曾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带走，关了近两天才放出来，诗是那时写的。

   
   一些熟悉滕彪的朋友常常为他担心，因为他性情赣直，不善于自我保护。自从2003年与许志永、俞江三人为“孙志刚事件”公开致书全国人大以来，滕彪就被视为勇敢的行动者和活动家，经常出现在一些大的事件中。
   
   但他给自己的定位则是不脱离现实的“独立知识分子”。
   
   
   一
   
   滕彪、许志永和俞江，曾被称为北大法学院“三剑客”。在北大读博期间，三人常相来往，一起吃饭、讨论，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小圈子。三人互相之间非常了解，对社会问题的见解也比较接近。不过也常有激烈争论，多数时候是滕彪和俞江联手反对许志永，因为“许志永的理想主义走得更远”。
   
   那时候，他们就经常讨论收容遣送、劳教、上访这些问题。“我们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讨论这些法制问题。这些都是非常贴近现实的、非常重要的法制问题，但是大多数法学专家、教授，对这个重视并不够。”
   
   2002年博士毕业以后，三人去了不同的学校教书，滕彪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许志永在邮电大学，俞江去了华中科技大学。三人仍然经常通过网络和电话交流看法。
   
   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三剑客”经过商议决定出手，发出了对收容遣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书。“当时主要是想通过这样一个举动，在中国推动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反应。”滕彪说。
   
   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收容遣送条例很快被废除，对此滕彪的心情有些复杂，“一方面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很多人包括农民工、上访者的安全多了一些保障，这也是中国法制一个不小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想推动的违宪审查给绕开了，所以也有点遗憾”。
   
   之后的一两年，对滕彪来说，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亢奋的时期，全国各地很多错案、冤案的当事人给他写信、打电话、见面，几乎从未间断过。
   
   “他们希望我能够帮忙，但是我又对绝大多数冤案都无能为力，这也是一段痛苦的时期。虽然我来自底层，之前也了解社会底层人的遭遇，但是当这些人一个一个坐在你面前的时候，的确还是很有冲击力，这些人的生活太悲惨了，他们的遭遇太令人同情了，但是我又很难对他们有一点帮助，自己的力量太小了。但是他们认为我能帮他，很多人在信里写道，你们三个人把收容遣送制度给废了，我们这个案件应该是小意思。”
   
   滕彪说，“实际上那个制度不是我们三个人废的，是很多人的合力，是几千万人关注的结果，很多人在网上发帖子呼吁、评论，这些力量最后促成了官民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这个案例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有特定的背景。孙志刚案件不是一个维权的模式，它只是一个取得良好效果的特殊案例”。
   
   面对那些经过十几年申诉上访无果的案件，他们感到无能为力，于是成立了公盟。
   
   二
   
   35岁的滕彪说自己比较晚熟，到大学本科快毕业时才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与许志永同岁，1973年生于吉林农村，家里很穷，姐姐是文学青年，写诗写小说，他也想成为作家，从中学起就开始写诗写散文。
   
   1991年，滕彪考入北大法律系，军训一年，从本科读到博士，在北大待了总共十一年。钱理群、贺卫方等老师给了他很大影响。1995年到1997年这三年，滕彪被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所鼓舞，立志要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知识分子，“当时没有很明确的想法，只是说不能甘于平庸，要做一些大的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事情，写东西也要写有影响的大作品。”
   
   思想方面，他受到鲁迅、哈维尔、哈耶克、波普尔还有米奇尼克等思想家的影响，“他们能够让人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下站立起来，不会被生活的苦难所打垮。”
   
   滕彪是在懵懂的情况下报了法律专业，他最想学的是文学。后来他才逐渐意识到了法律人的重要性：“有人把中国80年代以后分成几个时期，一开始是哲学，就是学马列哲学的人有话语权；然后是文学，寻根文学，小说和朦胧诗的影响比较大。九十年代是经济学，那时候经济学占有最主流的话语权。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发现改革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很多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它们都会归结到法律和政治。”
   
   “九十年代之后，该法律人登场了，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以来，依法治国、人权入宪，这些都在呼唤法律人登场。很多重要的立法过程中有法学家的影子，一些法学家——比如贺卫方、江平——成为最有名的、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除此之外，更活跃的、更具冲击力的就是那些来自民间的、分散的法律人，他们在法庭上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辩护，一点一点地把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落到实处。”他说。
   
   目前滕彪正接手广东顺德甘锦华案。这就是著名的“刀下留人案”。在四年里，甘锦华三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临刑时喊冤被刀下留人，生死之判至今未定。滕彪认为，控方提出的证据疑点重重、漏洞百出，没有任何一位证人和鉴定人出过庭，他确信这是个冤案。11月6日，在法庭上，滕彪为甘锦华作了无罪辩护，在辩护词中他一口气列出了控方证据中的28个疑点。
   
   “甘锦华犯罪的证据不存在。甘锦华没有杀人。但如果你们判他死刑，杀人的就是你们，还有本案的办案警察和检察官。如果能够容忍在如此漏洞百出的证据之下定罪判刑，那么我们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只蚂蚁”，这是他的辩护词中的一段话。
   
   三
   
   有人问他，你从农村考上北大，又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又是大学教师，又是律师，有房有车，有妻有女，为什么还要出头做这么多有风险的事情？
   
   滕彪的回答是，“我是法律学者，是兼职律师，必须说真话，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最起码的。说真话有风险，这种风险应该更多地由有名气、有知识、有资源的人承担，而不是让那些最无助的人去承担。孙志刚事件之后，我逐渐被公众熟知，我觉得有责任做些具体的事情去推动法治的进步。”
   
   滕彪在大钟寺附近的公盟办公室里接受采访。公盟是他和许志永等人创办的公益性法律组织，原名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现有十多位律师，在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进行相关的制度研究。坐在对面的滕彪，肤色黧黑，笑容憨厚，朴实得近乎木讷。
   
   2008-11-24《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