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国寨大幼儿》系列

   以人为本的文艺感受运动在世纪之交终于梅开二度，真正冲破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儒家倡导的以家为本伦理道德传统。但这种在西方为进化论支持的所谓进步人性，相对汉唐时代中华儿女有仁有礼的伦理人性，却是真正的退步。电视里在卖力地或古装或西装方式推销“为自己活”的观念，同时又以搞笑方式在荧屏上做“我爱我家”的广告。整个对“我”和“家”的思考都还是感觉而缺少思想。

   大多数中国人成了感觉存在主义者，成了感觉个人主义者。

   个人是有多种存在方式的：可以活在幻觉中想像自己是神仙皇帝，活在本能中饿了就要吃；可以活在信仰中，为信念或主义绝食；可以活在思想中证一辈子定理，追一辈子智慧；可以活在群体关系中，一辈子不做个体户只做关系户。

   长期以来，中国人存在于一种家人或哥们之间的互动感受中，像婴儿、女孩一样，一个人一哭立刻哭一群人。在儒家群体文化的长期熏陶下，我们的婴儿和女人天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持，乐于活在关系里，不喜欢特立独行，一辈子主要为家人或恩人活。惟有教养良好的士君子才能超越私人情谊和朋党关系精忠报国。

   中华民国时代中国人在公民自由路上蹒跚学步，国民党人和传统乡绅中呈现出走向今日台湾、韩国和日本的新儒家人群，伦理和宪法正在结合中。不幸这过程在大陆被中共暴力夺权和强造党文化而截断。民国遗民中数百万有君子遗风的国民党人和乡绅被冠以“反革命分子”罪名杀害。活着的人首先活在对共产党的恐惧中，继而在党文化洗脑中“唱只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了。过程中歌声越来越激扬，却往往是运动中跟大众狂风起舞，并不是真性情的显露。

   文革结束之后，对人性的政治禁锢逐日放松，国寨人质渐渐能够找到些个人感觉了，于是从大学生开始拧着录音机在街头哼唱：跟着感觉走……真正远离政治斗争和追求陶醉于个人感觉中，是在江泽民搂抱宋祖英的时代。国寨人质成为感觉存在主义者：高兴时能立刻笑在脸上，悲伤时敢马上哭出声音，强颜欢悲少了。进OK厅舞厅咖啡厅寻找和制造欢乐感觉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个性在感觉方面尽力张扬。如今，“我” 存在于“我的感觉”中。甚至家也在“我的感觉”中。就连生活能力还不具备的中小学生，感觉父母不尊重自己的感受，也敢离家出走。

   于是思想研讨会越来越少，酒会茶会却越来越多，说的基本上是感觉话语：“吃了没有、住得怎样”等。谈爱也不再保持距离了，牵手搂腰，耳鬓厮摩，对着耳朵说不厌的蜜语不住地灌：“爱你的心永远不变”，逗起来的也尽是感觉。

   文学写作因而也愈趋感性化，内容多表现个人体验。文化人的知识和智慧也尽显感性，做人不再做精英，心里难搁下的是做明星。过去写作要深入生活，要化个人感觉为集体感觉，费时费力。现在写作只要有个人生活和感觉，有语言文字驾驭能力就可以了。写作不再神圣，成了普通的写字工作。写作的成功因而不再是作品的深度和高度，而是其在大众中的知名度。作品的商品化炒作变得比写作更重要了，这在文坛上由北京个体户作家王朔开先河。

   存在于个人感觉中，写个人感觉，这在国寨历史上是个进步。我们由此开始了自己对生活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孔夫子说过，小人同而不和。这便是对个人感觉必然婴幼儿似的趋同并总是起哄的大众生活的描述。自我意识在感性层面上发育，结果尽管活得很性情潇洒，却依然每个人大同小异，由性情化而大众化最后管制化，自我还是不能从群众中诞生。

   以前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别人要我们说的、做的，不过是在做“鹦鹉”。存在于党组织营造的感觉中的现象，例如“文革”中一人领口号喊“打倒刘少奇”，立刻便有“打倒刘少奇”的万众呼声，昨日的仰慕变成今日的仇视。我感觉我存在，结束了感觉组织化、个人鹦鹉化的时代，国人在感觉生活方面有了个人追求和个性表现。但是感觉存在主义和感觉个人主义又造成了一个大众化氛围，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群众化现象。社会流行“跟风”，即赶时髦：一人穿红裙觉得好看，结果街上一遍红；一人玩呼啦圈觉得好玩，结果全社会都来“呼啦”；一个人吼“我一无所有”，结果大江南北跟着吼。挂BP机、持手机一出现即成为一族。

   个性张扬很快变成失去理性。跟感觉风的现象，使人往低处走向大众看齐，冷藏了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精神遭贬抑，崇高受歧视。英雄和伟人在感觉上等高，情形颇像有首流行歌曲所唱：我是一只小小、小小的鸟，飞来飞去飞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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