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原因及启示

   作者：靳晓霞 2007-7-22

   摘　要： 社会民主主义在20 世纪90 年代再度复兴，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其复兴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党对理论和政策的调整，其中英国工党具有典型性。在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英国工党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从制度社会主义转向价值社会主义，从主张公有制变为主张混合经济，从“工人党”转向“人民党”。其调整淡化意识形态，扩大阶级基础，重视社会价值，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欧洲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以下统称社会党) 的思想体系，是欧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之一。长期以来，它作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对战后欧洲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以1979 年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上台为开端，欧洲社会党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前后较长时期内普遍陷入危机，社会党得不到选民的支持和执政的机会，长期在野，而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在大选中却连选连胜。这与二战后欧洲社会党经历的黄金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

   　　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社会民主主义重新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突显出来。它在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基础上，以更强调民主等社会主义价值而抛弃社会主义结构内容为特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社会党自80 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政党党纲修改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革新与重塑是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起点，自90 年代中期后的纷纷重返执政舞台是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政治标志。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出现固然有欧洲战后“政治钟摆”的惯性作用，但更主要的是这些国家社会党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务实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和新主张的结果。这种调整后来被布莱尔等人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民主党人探索在目前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的尝试。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复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实践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英国工党一直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曾有多年执政的历史，但冷战后它和别的社会党一样长期在野。1994 年布莱尔当上工党领袖后打出“新英国，新工党”的口号，对工党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揭开了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帷幕。1997 年布莱尔大选获胜执政，以及后来以他为首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和发展成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主要标志，因此分析英国工党的政策调整对探析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原因具有典型性。

   　　一、英国工党政策调整的背景

   　　1、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在80 年代后期遭受重大挫折的影响。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现实社会主义”在苏东地区消亡后，自视为正宗社会主义的欧洲各国社会党并没有因此而赢得预想的胜利，相反，欧洲社会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信念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类型，包括民主社会主义都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苏东剧变使社会党阵营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也认为，鉴于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破产已使社会主义概念的信誉遭到严重损害，社会党应该放弃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以示与苏东模式的区别。1992 年9 月，社会党国际第19 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文件把用了40 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改回到“社会民主主义”。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商品、资金流动自由化趋势加强，各国经济联系和互动增大，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要求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很难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做出快速的反应和决策，这客观上要求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西方政治家们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早在70 年代就对英国工党理论家所谓经济在市场之外的理论提出批评，80 年代进一步提出市场社会主义。苏东高度集权管理模式的失败，也使英国工党不得不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国有制和私有制的地位进行再认识。21 以新科技革命为主要推动力导致的国内经济社会状况的新变化。

   　　70 年代以前，欧洲社会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适应了二战后的各国经济和社会状况，提出的经济社会主张得到大家普遍的认同，取得了较辉煌的成绩。如主张社会福利制度、国家干预政策等，对西欧社会的发展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这些政策和主张不能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进入70 年代之后，社会党所奉行的许多政策主张遇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如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和高福利政策遇到严重的财政困境，淡化意识形态的新社会运动的出现，新阶层的出现和强大而导致阶级基础的削弱等。

   　　布莱尔上台前英国工党面临的国内状况迫使它需要重新调整政策，以适应变化的客观环境，取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上台执政。

   　　首先，社会经济状况使人们不满保守党的统治，并重新思考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的关系。80 年代，撒切尔执政以来实行的自由化改革尽管提高了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但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守党执政以来的政策主要使富人得益，这使保守党在公众中的支持率下降。贫富分化要求新的执政党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90 年代初，英国经济随美国之后也经历了异常严重的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加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要求人们对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和关系重新做出评价和定位。

   　　其次，进入70 年代，新时期的年轻人对参加意识形态色彩强的政治组织的兴趣减小，更愿参加环保组织、和平组织等中性的社会组织，这对比较重视意识形态的工党产生不利影响。再次，社会阶级阶层发生巨大变化，中产阶级迅速膨胀，蓝领工人比重明显下降。70 年代中期开始的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成为社会阶层的主体力量，这也成为各个政党争取选票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968 年—1997 年，在英国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所占的比重从66.6 %降到34.5 % ，如果把专业人员、职员、经理和主管等非体力劳动者都作为中产阶级，那么该阶级的比重从1968 年的33. 5 %上升到1997 年的65 %左右[1] ，可见劳动者的大部分都已融入中间阶层中。这些人不满极端保守和极端自由的政治取向，支持中左政党推行的“中间路线”。这样的社会阶级基础使靠多数选票才能执政的工党不得不把重心转向中间力量，以放弃左翼党的政策换取人民党的形象。

   　　多年来工党没能适应这些变化来调整他们的政策主张和选举战略，因此在大选中失利。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工党被迫对过去的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确立自己的纲领，探索新的出路。正如“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代表人物、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写的，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建立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2] (p.64 - 65) 。

   　　二、英国工党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的内容

   　　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的大背景下，欧洲各国社会党开始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对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不同意义上共同使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化”等概念和信条进行理论反思，努力从自己的理论信条中剔除被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东西。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各社会党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积极进行调整和变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到英国工党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重视社会主义的结构内容变为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套适应于任何时期的价值观念和原则。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社会党在科技革命大发展的背景下，依据历史经验和阶级结构变化的趋势，逐步放弃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立公有制为标准的结构式社会主义，代之以注重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为标准的价值社会主义。以价值社会主义取代制度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改良观最基本或最核心的变化[3 ] (p. 106) 。工党认识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突破有关国有化和公有制的传统意识形态束缚，抛弃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特征的“公有制”结构内容。布莱尔认为工党的政策纲领应植根于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和价值观，但不应受到束缚。他认为工党在1918 年制定的党章有关公有制的条款就属于“过时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央集权下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失去其可信度，我们也就失去了支持”[ 4 ] ，即“公有制”不是合理永存而不可变革的社会主义结构内容。工党应重塑其意识形态，重新创建能够符合并反映其思想意识的组织形式。为摆脱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联系，工党抛弃了曾被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特征的“公有制”结构，正式放弃了国有化的目标，强调公有制只是获得自由和平等的一种手段。

   　　工党仍坚持民主、自由、公正和团结等传统的价值观，关注社会公正、机会平等、相互责任、社会团结等中左政治目标。布莱尔和施罗德在1999 年6 月的共同声明中强调“公平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机会均等，团结和对他人负责，这些价值观念是永恒的，社会民主主义永远不会牺牲这些价值观。”但要使其适应于当今世界，要在保留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使其纲领现代化。

   　　“因为它不仅主张社会公正，也支持建立有活力的经济、发挥创造力和创新力。”[ 5 ] (p. 50) 第三条道路“接受了社会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主张极端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依靠集体资源，并且意味着社会正义”；“政府不是自由的敌人”，“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完善的必要因素”[6] (p. 15) 。吉登斯认为，“保留社会正义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平等和个人自由也许会发生冲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项措施也常常会扩大那些向个人敞开的自由的范围。”[7] (p. 68) 可见工党政策调整更强调社会的平等、公正、自由团结等社会价值内容，而放弃社会主义的结构特征。工党对一系列传统价值进行了刷新。在布莱尔之前，工党主张的社会主义主要强调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也就是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而布莱尔则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布莱尔认为：“社会主义不是限定在某一时期的某种固定的经济理论，而是一套适应于任何时期的价值观念和原则。”[8] (p. 39)“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即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只有承认人们相互依赖，个人才能有所作为，因为大家都好，个人才能好。”[8] (p. 25) 认为团结强大的社会对实现个人抱负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是利用社会的力量来促进社会中每个人的福利”[8] (p. 37) 。在这些论述中包含着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 (p. 273) 的思想因子。布莱尔经常反复强调的核心价值是社区、机会和责任。他所说的“社会主义”(Social ism) 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