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1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针对中共在“抵制家乐福”事件中“始乱终弃”一事对我采访之后，今天（4月23日）又有美国华尔街日报请我分析这一周来中共在新义和团“扶共灭法”运动中的新动向。

   4月以来，针对多国人权组织要求中共还权于民的抗议活动，中共知道自己无论在“民心”还是在“法理”上都无法回应，于是中共使出惯招，那就是“中国人民不答应”。

   于是，中共开动了新闻机器竭力高调仇外。原本封锁一切敏感话题的网络媒体，突然被中共开放，所有的网络上反对西方、仇视外资的言论被“坚决果断”地发表在首页。

   上周末，中国多个城市发生“反藏独”、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其中合肥、武汉等地有不少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参加。与此同时，反对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活动也在展开。

   随后，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演变成了“新义和团”的“扶共灭洋”，逢外必反，并高呼“外国人滚出去”；而中国奥运火炬手金晶对抵制“家乐福”稍有置疑，立即被“拳民”们斥为“汉奸”。

   反对抵制“家乐福”的人士不失时机地引导中国人民思索：“当中国人民遭受中共专制迫害的时候，你抵制了吗？当物价飞涨、股市成灾、腐败盛行的时候，你抵制了吗？”

    于是，在抵制家乐福的示威的背后，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的力量也在积聚。这种力量终于在物价飞涨、股市重创和越来越近的奥运难题面前，让中共感到极度恐惧了

   本周以来，中共各媒体均刊登文章称“爱国就是干好本职工作”；新华网也从前段时间高调煽动仇恨西方的口径转向，宣称“冷静”、“理性”等。坊间还传出胡锦涛责令周永康严禁学生上街活动的消息。

   立刻，各高校辅导员挨个班级、挨个宿舍地通知学生不要上街。刚才，一个学生给我电话，抱怨说：“因为家乐福事件，周六周日洛阳学校集体补课不放假，我们很想家！”

   那么，为什么中共在点燃新“义和团”的“扶共灭洋”火炬之后，又匆忙灭火呢？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可以造成重大事件的“火”的种类。

   我们把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大森林，就森林火来说，可以造成重大事件的“火”有四种：地下火、地表火、树冠火、对流火。

   地下火燃烧速度缓慢，但是却是隐蔽而有毁灭性的。对应的社会学术语，就是“民众觉醒”。

   地表火是从地表面可燃物开始燃烧, 沿地表面蔓延的一种火。 按蔓延速度可分为急进地表火和稳进地表火。“稳进地表火”对应的社会学术语，是“上访维权”；“急进地表火” 对应的社会学术语，是“群体事件”。

   树冠火即沿着树冠蔓延的火。树冠火强度大、温度高、烟雾大。按蔓延速度可分为急进树冠火（狂燃大火）和稳进树冠火（遍烧火）。稳进树冠火（遍烧火），对应的社会学术语是“动荡”；急进树冠火（狂燃大火），对应的社会学术语是“动乱”。

   但是，这时的动荡或动乱都是局限在某一个特定区域或某一个特定行业的。如果要蔓延到全社会，这就需要“对流火”。

   对流火，即在燃烧区上空形成一个对流柱, 表现为升起的火焰和烟柱。对流火为高能量火， 高能量火能形成强大的上升气流，有5% 以上的热能转变为动能，产生对流柱和旋涡。对流柱一般能上升到层积云，高达2-7km 或更高处, 能将着火物带到高空传播到远处形成“跳火”（俗称飞火）。

   “跳火”是由高能量火的对流柱和气旋将燃烧物带到空中而产生并传播到远处的火。有资料表明, 在森林火灾中飞火的传播距离最远竟达29km。

   当火头前方出现许多“跳火”时， “跳火”积聚到一定数量就发生爆炸式的联合燃烧，形成“火场”，吞没前方许多分散的火点, 在火头前方又形成一个火峰，迅速扩大火场面积。

   在火场上，如果火的强度和蔓延速度突然增加，火伴随猛烈的对流柱，火场由平面转为立体，可燃物产生的能量进入对流柱，这时会有大量火星和易燃物如同“阵雨”般落在火头前方，扩大火场，这种现象称为暴发火。“跳火”一旦形成“暴发火”，就无法扑救了。

   也就是说，“跳火”是一个关键的质点。

   当“抵制家乐福”的规模和强度达到一定的能量级的时候，必然出现向其他领域“跳火”的现象，而其他领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种“勇敢的示范”，于是，“火场”形成，“火锋”出现。当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出现“跳火”，并且“火场”的“火锋”一致的时候，“革命”就爆发了。

   这时，中共只能两选一，即要么抉择镇压，要么抉择民主。

   而对目前的中共来说，这两者他们都不要，于是，只能降温灭火、防止“跳火”出现了。

   其实，五四学生运动一开始就是一场反对“巴黎和约”的爱国运动，最后“跳火”成了反对北洋政府的反政府运动了。

   1919年，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二十一条”等合理要求。英、法、美等国操纵会议，竟在对德和约上规定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中国民众听到交涉失败的消息后则无不愤怒。

   失败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签定的1915年中日条约、1918年济顺、高徐两铁路借款和山东问题换文，于是，办理两次外交的当事人成为众矢之的。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学生3000余人集于天安门开示威大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还我山东”、“惩办卖国贼”等口号，意欲赴东郊民巷，向英、美、法诸使馆表示中国民众对于日本抢占山东的愤激，请求各国主持公理。遭遇阻拦后，学生赶赴曹汝霖私宅。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章宗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

   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2．5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6月3、4、5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当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临时监狱来关押学生。

   骇人听闻的“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统计，全国有20多个省区，100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给反动当局以极大压力。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

   但是，6月17日，北洋政府又电令中国代表，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为此，又引发了新的一轮抗争，拒绝和约签字的呼声如潮，全国各地发往巴黎抗议签字的电报就达7000余份，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约签字仪式。

   以上介绍的是社会运动中的“跳火”效应。中国新民党的政治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一是“蝴蝶效应”、一是“跳火效应”。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蝴蝶效应”和“跳火效应”，那就是：“一只蝴蝶扇动的风很小，但是亿万只蝴蝶翅膀可以让火焰蔓延成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