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马南博文《话说“票党”》有感

   这些日子，“民主杀手”司马南先生便接连发表了《该轮到南方周末评论员出牌了！》、《拿国务院津贴，看不懂国务院总理的话？》、《日本杨佳杀人为何不是制度问题？》等多篇攻击“西崽”和“民主教”人士的文章（司马南把那些经常嚷着要自由民主的人士为称之为“西崽”和“民主教”），大有不把“西崽”和“民主教”人士打倒在地而决不收兵的气势。

   我之所以称司马南先生为“民主杀手”，是有感于笑蜀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把司马南称作是“借权力‘杀人”的“政治杀手、政治投机分子”，其实我认为，司马南不但是一位擅长借权力“杀人”的“政治杀手”，同时又是一位奸险阴鸷的“民主杀手”！

   而近日，有恃无恐的司马南又发表了一篇《话说“票党”》的大作，在此篇文章中，他摆出一副天下间唯一头脑清醒的爱国者神态，开头便用一种阴阳怪气、极为不屑的口吻嘲讽道：

   “笔者此前造词‘民主教’，指的是那些自谓神圣，心仪美式民主形式，一看到选票，便浑身颤栗，涕泪并流，屈膝撅腚，且嗨且飘，颇有献身热情的人。今天看来，‘民主教’并不准确。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真要在中国推进什么民主，更不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本意有什么兴趣，而是不顾国情不顾历史一味地要向美国投票形式看齐，所以，将他们改名叫‘票党’更准确更传神。‘票党’的动机与作为，形象一点说，无非耍票、贩票、‘绑票’、‘撕票’而已！

   ‘票党’抽掉了民主政治制度丰富的内涵，不承认民主是历史的产物，不让人民打造自己的民主，不承认民主的渐进性，不承认民主的具体性，不承认民主形式的多样性，更不让人家探讨民主的实质，一切只以‘美式选票’一种形式来区分正确与错误，敌人与朋友。从历史上看，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带有鲜明的‘要么基督徒，要么异教徒’的‘十字军’思维模式。”

   纵观司马氏所有文章，都是万变不离其宗——极尽暗示、影射、挑唆、煽动、移花接木、偷换概念、无限上纲等手法，对他眼中的“坏人”或“坏事”进行打击中伤，竭尽全力找出种种民主不适合中国的理由，百般暗示当局应当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阴谋”，明里暗里告诫当局应收缩言论自由空间……而此篇文章亦不能跳出他一以贯之的老套路。略有不同的是，司马氏此篇文章逻辑之强横，有恃无恐之嚣张神态，大大超出他过去大多数文章——众所周知，一听到有人提起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就跳出来横加斥责、大加鞭鞑的司马南，明明是他自己“抽掉了民主政治制度丰富的内涵”，却硬说“‘票党’抽掉了民主政治制度丰富的内涵”，明明是他自己“不承认民主是历史的产物”，却硬说他人“不承认民主是历史的产物”；明明是他自己“不让人民打造自己的民主，不承认民主的渐进性，不承认民主的具体性，不承认民主形式的多样性，更不让人家探讨民主的实质”，却硬说是他人“不让人民打造自己的民主，不承认民主的渐进性，不承认民主的具体性，不承认民主形式的多样性，更不让人家探讨民主的实质”，如此蛮不讲理、倒把一耙的恶作态，可谓世之罕见！

   同时，在这篇文章中，他“敌人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思维，以及“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冷战思维”更是暴露无遗——他将凡是赞成自由民主制度和追求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人们统统视作是居心不良、唯恐天下不乱的“坏人”，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这些好东西一律当成是西方颠覆的武器；明明是他自己头脑中存在着严重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极端思维，然而却反打一耙，指责“票党”们“带有鲜明的‘要么基督徒，要么异教徒’的‘十字军’思维模式。”尤其是他关于：“票党’的动机与作为，形象一点说，无非耍票、贩票、‘绑票’、‘撕票’而已 ”一言，不但信口雌黄，凭空污蔑，企图借刀杀人的险恶用心更令人不寒而栗！

   对司马南上述言论，这里我再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帖子予以驳斥：

   “司马南,必须告诉你的是,赞同民主的,赞同普世价值观的人,并不反对根据中国国情选择切实可行的民主道路,并不反对民主的渐进性,你这种爱走极端的人,不能用你的思想,代替我们的智慧!

   选票是民主成熟的终端标志,没有选票,就没有民主的实质与核心,你所言‘票党’，对，我等并不汗颜!试想想,一个连民众选票都要剥夺、都反对的人,你配来这里为民作主,为民代言吗？司马南,人不可以这样无耻还冠冕堂皇!

   司马南以偏概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说选票,就是‘美式选票’，这世界，民主真不得人心了，好像只有美国才有选票似的。这恰恰是司马南走死胡同，钻牛角尖的佐证！

   司马南否定世界有普世价值观，我倒要问问司马先生，生你的人，是你爸妈对不对？这是不是普世价值观呢？难道你想用你的血性来否定吗？很多事，其实很简单，是你自己心事太多，做事太任性，为人太复杂所致！

   你司马南的惯性思维决定了你的境界和认识，似乎‘炮打司令部’下的民主，比选票更具民主民生价值，相对于票党，你更像‘炮党’，始终站在民主的对立面来‘项庄舞剑’，可惜这世界变化太快，你的价值观，早三十年抬出来，还有可能成为那时有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观’了！

   生错了时代，弄错了方向，走错了路，司马南，你就在这里死绕圈子吧!”

   这位网友的上述评论基本上我是同意的。其实，司马氏责难最多的——有人提出中国要向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看齐，其实何罪之有？中国共产党不是历来强调自己是从来不拒绝世界的先进文化和政治理论的么？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正在不断发展之中，吸取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合理的、进步的成份又有何不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是从那里脱胎而来？难道“一人一票”就不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选项之一？——当今中国最基层的村乡进行的一人一票制选举试验，它的最终意图何在？司马氏可知否？？？

   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必然有它的优点和弊端，关键是它的优点大还是弊端多——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政治常识。民主制度作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在亚洲以及原苏联这些专制传统比较悠久的地区实行之时，诚然会比西欧洲或其它专制传统相对薄弱的地区遇到较大的阻力。也可能会遭遇相当长的“初级阶段”——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常识。而司马氏柿子专捡软的捏，以个别民主国家遭遇的特殊情况来否定自由民主的普适性，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居心叵测的，更是荒唐可笑的！

   还有，正如上述那位网友所言：“赞同普世价值观的人,并不反对根据中国国情选择切实可行的民主道路,并不反对民主的渐进性”，而事实上，认为中国目前要走“急民主”道路的人，只不过是极少数人而已。就笔者而言，虽然我是一位彻底的民主政治拥护者，但我并不赞成中国立刻实行东欧式的急剧政治体制转型——对此，我在拙作《专捡民主“软柿子”捏的司马南先生》一文中曾经指出：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二千多年专制传统的农业大国，加上统治者长期刻度意实行愚民教育，国民的现代化公民意识，人权、自由、民主意识，总体远远落后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地区。而在公民现代化政治素养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实行民主政治，极容易酿成族群撕裂、社会对立的严重后果。这里且作个假设：如果现在中国立刻实行多党执政制度，政治局势极可能会乱成一锅粥，甚至有可能令国家走上万劫不复之路——而这些从左右两派网民在政见之争时动辄干戈相向，彼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中便可看出事情的端倪。这是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痛苦事实。所以，我一直认为：当前中国走向民主自由之路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并不是立刻实行急剧的政治体制转型，而是要将扫除蒙昧、启迪民智，灌输公民意识和人权、自由、民主意识摆到极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而这些要得到真正的落实，当局必须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还归于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今执政者却不愿放弃手中的既得利益，他们十分清楚“扫除蒙昧、启迪民智，灌输公民意识和人权、自由、民主意识”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所以，为了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他们以“稳定”为名，继续禁锢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继续进行愚民教育——这才是令人绝望的地方所在！

   而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司马南精明地揣摸到了当局的阴暗心理，因此，善于抓住一切政治投机机会的他，主动充当反民主政治的急先锋。

   所以，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上述那位网友对司马氏其人的认识却是有些肤浅的，因为他没有认识到：司马氏绝非头脑一时冲动而“钻牛角尖”的简单之辈，而是一位精通厚黑学、能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向权力献媚取宠的精明政治投机分子，他不但具有很强的观风察色政治天赋，更有“适时而动”的非凡投机手腕，以及为达目的不惜孤注一掷的冒险家精神……正因为如此，他往往能“以有限的风险代价，换取无限的利益回报”——虽然他是一个没有“单位”的“独行侠”，然而，却能享受到诸多体制内文人无法享受到的政治特权——经常在各种官方媒体发表演讲；与人民日报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司马南曾得意地告诉人们：“冯虞章先生之文刚发表，“即有人民日报的朋友短信通知笔者注意此文”。）；受邀参加华国锋的追悼会；到乌克兰“考察”民主……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没有“单位”的司马南先生，身份却比诸多有“单位”的人更受党国厚爱。所以，司马南的所作作为，绝非像上述那位网友所说的那样“是你自己心事太多，做事太任性，为人太复杂所致！”那样简单，他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拍马逢迎文人，借用刁德一形容阿庆嫂的一句台词“这个女人不寻常”，改动一字叫“这个男人不寻常”！对此，笑蜀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说司马南仅仅是个‘擦鞋郎’，并不确切。他不光是讨权力的喜欢，而是借权力‘杀人’，是一个政治杀手、政治投机分子。他对南报一些言论不满，提出批评，尤其是中国怎么改革的问题上发生争论，这很正常。但他的动机不是，而是挑唆权力部门扼杀南报，从这里作为突破口，封杀改革舆论，达到反改革的目的。所以，他的用词很险恶。他把南报说成是反政府、反体制的，是煽动民众不满、唯恐天下不乱的祸患，是配合美国反华、消解民族意识的帮凶，然后说：‘今天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下，两报聪明地利用了政府的开明与宽容。’‘如果主管部门不允许的话，报纸是没法办下去的，对吗？现在的情况，说明主管部门能够容忍，对吧？我们不知道，主管部门的底线在哪儿。’‘南报有人私下声言，现在已经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了。言外之意，他们已经成了气候。’真是司马南之心，路人皆知，他想干什么？谈起政治、历史、理念来，是颠三倒四，唯有要扼杀南报，用意十分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