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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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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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铁岭市有九位副市长二十位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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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张宏良之流将毛泽东重新供上神位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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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左张宏良栽赃与暴力行为令人不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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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的“温吞水”与陈永苗的“修脚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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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先生:你是“公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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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右”派为什么永远是替罪羊和假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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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大连“半夜鸡叫”和重庆“扫黑空降”的喜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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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竟如此惧怕民众知道瑞典的社会主义

在1985年和1988年期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员、教授杨启先先生曾两次赴瑞典考察,并写下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在瑞典取得巨大成功的考察报告。在回国途中,他还邀请我国驻法大使馆几位官员对该报告进行座谈,大家达到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然而,该报告直到2002年才获准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也就是说,这份考察报告竟“迟到”14年之久!因而,定名为《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只要认真通读杨教授的考察报告,人们会极为震惊地发现:原来瑞典王国不但是当今世界最富裕、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同时,它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视为精神导师的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前苏联及它的东欧卫星国,以及包括中国、越南在内的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因为如此,这就难怪杨教授的考察报告被有关部门封杀达十四年之久了!

   这但是一宗令人感叹万分之事,更是一宗令人无比愤懑之事——人们不禁要问:“文革”已经过了如此多年,为什么“有关部门”,还要将一篇事实上并不“敏感”的考察报告长期打入冷宫?这是否嫌国人还不够蠢?——一直以来,在“有选择性地对国民进行新闻、信息引导”的国策下,声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中国人,事实上成了不折不扣的井底之蛙,成了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尤其是毛泽东时代,虽然中国人民时常要勒紧肚皮过日子,但人们还是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贫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自己的苦日子,不过是“暂时性困难”!还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祖国幸福大家庭”里,因而积极参加所谓的“忆苦思甜”活动……不但如此,温驯而善良的中国人民还听从我党的号召,一点一滴地将“多乎哉,不多也”的口粮和各种物品交到我党手中,去扶助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世界各国人民。以及支授“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

   过了多少年,中国人民才知道:其实那些受中国援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有些人日子其实过得远比中国人滋润!就拿思维尔·霍查所统治的阿尔巴尼亚来说吧——在中国长期不断的金钱物质扶持下,当时人口不满三百万的阿尔巴尼亚国民竟然懒惰成性起来,举国人民几乎成了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了!还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越战争时,中国军人在缴获到的越方物资中发现,有许多军火和其它日常用品,竟还是当初中国运过去的“援越物资”!……

   这是何等荒唐,何等荒诞不经的痛苦往事!

   其实,在“有选择性地对民众进行新闻、信息引导”的国策下,不但普通百姓一个个成了会说话的机器人,就是党国官员也未能幸免!纵然是那些在百姓眼中如同神人一般的政要们,也难免成为前清鼠目寸光的军机大臣——而这,就是中国几十年间瞎“折腾”的根源所在!

   “有选择性地对国民进行新闻、信息引导”的国策,是何等的祸国殃民!

   诚然,自邓小平时代开始,随着新闻过滤的相对松疏,国人对过去的诸多荒诞往事或谎言不断有所认识,有所认清。然而,在长期刻意的“猫盖屎”宣传灌输下,仍旧有诸多本来极为荒诞不经的往事,或彻头彻尾的谎言,成了诸多国人脑海中的真实历史——例如:在盲目崇拜情结支配下,当今中国,有无数没有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年轻人,或者只是浅涉过这段历史的中青年人,根本不承认毛泽东时代所发生过的种种荒诞不经的历史。甚者无比向往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充满革命理想和激情”的毛泽东时代,憧憬一些人所传言、并津津乐道的毛泽东时代“幸福岁月”……有很多国人,因为只知道“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阴暗面”,对西方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几乎毫无了解,所以,对西方的社会制度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敌意或“冷战思维”。而这,就是一直以来中国大地毛派极左势力长盛不衰,有太多国人盲目反对普世价值的重要根源之一。

   “有选择性地对国民进行新闻、信息引导”的国策,是何等的祸国殃民!继续如此,不但强国兴邦将成为一句空话,中华民族更会成为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

   附:《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由于杨启先先生《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篇幅较长,不太适合在普通读者群中广泛传阅,著名学者吴江先生特对它作了一个比较精辟的浓缩。下面就是吴江先生对《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的介绍:

   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概况:

   受苏联宜传的影响,我们一向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见颇深。其实,直至苏联消失为止,他们从未向我们客观地如实地介绍过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真实情况(包括西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是一概加以否定。我在这里首先想说的是:其实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复杂而且多种多样,各国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瑞典并非处于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而只是

   作为其“四肢”(“心脏”和“四肢”是马克思的提法),离资本主义强权角逐的中心地区较远,所以其社会变革较能自主进行而不受或少受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影响。这里要特别指出一点,欧洲1923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人党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解释原则上许多方面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尤其主张“思想多元化”。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虽然也承认“思想多元化”,但它仍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主要指导思想。这是其特点和优势之一。

   对于人们很想了解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我在这里只是根据《考察纪要》就其要点分题加以引述介绍,即采取“述而不作”的方法。我劝读者能耐心读下去,切不可放过了解这个异邦社会主义的机会。关干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的性质问题。《考察纪要》写道:“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埋由是: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我们访问时,他们虽然正在酝酿第七次修改党纲,但在其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级不仅包拓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为此,他们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从展览馆的照片陈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萨尔,第四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篮亭……。在我们同瑞典社民党的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交谈中,他们特别强调说: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条件的,即在前面必须加上“民主” 两个字,完整地说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他们宁肯你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愿你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种社会主义社会,是代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对群众没有吸引力,这就意味若不能获得群众的选票,该党就不可能上台执政,并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

   关干瑞典的经济性质。《考察纪要》说:“瑞典经济的性质,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混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混合。为什么社会主义耍实行混合经济,他们还以他们党的自身经历,向我们讲了一段很深刻的历史教训。”“据他们介绍,瑞典社民党1889年成立时,瑞典还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们连最起码的普选权都没有。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党的水平低,成立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只好全盘采用了当时恩格斯领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该党纲明确规定,政治上将通过民主选举,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经济上将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管理等。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在政治斗争目标方式的提法上虽儿经变化,如开始提的奋斗口号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有了普选权以后,改为提出:“为争取进入议会而奋斗”;有了议会成员以后,又提出:“为掌握议会的多数而奋斗”。但纲领中的上述经济目标始终没有变。到1920年选举,社民党和保守的人民党议员加在一起超过了议会的多数(对立面主要为同皇室有关的议员),但社民党的议席超过保守党,两党便组成联合内阁上台执政,并由社民党的党魁出任首相。因为内阁是以社民党为主,社民党就有条件推行党纲中规定的经济纲领,开始用收购赎买的办法,在全国搞起来了一大批以国有制为主的公有制企业。但由于没有能够解决公有制企业如何处理好的一些问题,很快就导致了企业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行,经济出现了不应有的困难。在1924年的选举中,社民党的选票大幅下降,随即被迫退出内阁,由保守的人民党上台执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

   说就是,因此把党的执政权也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全党上下讨论,得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瑞典社民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搞社会主义,但搞社会主义,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一个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即对社会财富如何进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与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国家投资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创不出很多财富,要公平分配也没有强大的经济物质基础,那还不如除必须由国家举办的以外,不搞那么多公有制企业,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私人企业去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由政府合理分配来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更为有利。对于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弊病,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克服和解决:一是通过工会势力在基层进行必要的斗争;一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层加以限制。并且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党童。从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到1932年大选重新掌握议会的多数而上台执政,一直连续执政44年,到1976年才又被保守的人民党夺去。在此期间,他们把瑞典从一个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发展建设为世界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为瑞士)。从 1976年到现在,虽然政权儿经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民党执政。到20世纪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一年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达到57-58%。从而有条件把瑞典建成为一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使分配社会化的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到了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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