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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选票征求专家法律意见和公民意见
选票里面出政权
------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
唐荆陵编著
附加公报：赎回选票征求专家法律意见和公民意见
尊敬的朋友：
我是唐荆陵。赎回选票行动的发起人兼义工之一。
赎回选票从2006年8月30日酝酿，2006年9月30日正式发起。赎回选票行动的实质是让符合行动指南规定的四类选民，参照声明指引，通过发表自己在2006-2007年基层人大换届选举中的个人声明，表明自己的选举意志或者仅仅描述个人参与选举的事实状况，力图唤醒选民的权利意识，促进公平竞选。考虑到本次全国性的换届选举将持续到2007年12月31日，赎回选票行动将持续到2008年1月31日止。
行动由16位公民发起。起初有2位义工。截止到今日，共有分别来自26个省、市、自治区的288位公民发表了个人声明。8位（此前有两位义工中途退出）公民自愿担任义工。另外，有一位发起人已经正式声明放弃发起人身份。
行动的设计是公民只发表个人声明，义工则负责向选民传播、解释赎回选票的行动指南，接受、审核、转递、汇总、发布选民的个人声明。
我个人相信并力图将赎回选票的所有行动限定在合法的范围内。此外，赎回选票是一个完全公开的行动。
赎回选票行动开始后，不同义工在国内网站开设的多个博客被关闭，ID被封。多名发表赎回选票声明的公民个人、发起人、义工被传唤，或者被公安人员询问。
2007年2月11日上午9点-12点30，我本人被传唤。传唤证以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名义出具，载明的传唤事由是“扰乱社会秩序”。主要负责询问的警官为广州市公安局廖元荣先生和另一位警官，还有一人负责记录，询问中警方详细了解赎回选票的发起情况和当前进展。
2007年3月1日下午4点-7点半，我本人再度被广州市公安局传唤。此次传唤为口头传唤。廖元荣先生负责询问，记录为张先生。询问中，我确认一些海外网站上转贴的赎回选票的进展报告、公民声明、进展统计报告和我通过邮件发给朋友们的内容一致。由于赎回选票行动的本质意义是公开声明，所以，我确认所有忠实于原文的转贴均符合我的个人意愿。询问中，警方人员指出我需要负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可能。
2007年3月3日上午10点-下午5点30分，广州市公安局一位自称姓赵的领导、廖元荣先生、张先生等三人和我交换意见，没有做正式笔录。谈话中，赵先生指出，他们经过审议我的询问记录，并经过公安局法制部门内部研讨，认为我作为发起人和义工，在赎回选票中的行为可能违反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一）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的规定，相应法律责任可适用该规章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能处以劳动教养的处罚。谈话中，我指出，我个人确信自己的行动并不违反各相关法律和规章。但我愿意就此事寻求法律界的外部意见，因为我并不希望赎回选票行动有任何违法之处。
为此，我请求法律理论和实务界人士对上述问题提供法律论证意见。我也请求任何普通公民提出自己的意见。提供意见的人士需要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并不会因此得到任何报酬。我也欢迎您将本求助信件广泛转发给您认为可以提供意见的人士。
我的电子邮件是ginlian@gmail.com。如果您愿意提供自己的意见，欢迎来信索取赎回选票行动的完整资料。
唐荆陵2007/3/5
289、丁建华在2006--2007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换届选举中的个人声明
丁建华，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的选民，决定在该地2007 年度的换届选举中，不参加选民登记，不去领取选票，不通过任何方式参加本次投票。-----2007/3/13
附加公报：第71位赎回选票公民卢雪松女士对赎回选票行动的公民意见（致赎回选票义工唐荆陵、致广州市公安局）说明：义工唐荆陵发布寻求法律界和公民对赎回选票行动的意见的信件后，卢雪松女士发来信件。征得其同意后全文发表。
唐荆陵先生：
您好。
从EMAIL中得知近日来您多次被当地警方找去谈话，并已被告知可能即将对您强制执行劳教。我的心情由此变得沉重。这沉重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您遭受到的不公，并由此不公更进一步让我生出对当今中国诸多不公的复杂情感。面对着一个藐视道理、僭越法纪、敌视公众的强权力，谁又能有何办法带领中国躲过那由胡作非为而必然导致的全局性灾乱？
沉重感的另一原因，是我也选择参与了您倡导之“赎回选票”活动的事实。基于这一事实，您现在遭遇的危险也成了在暗影中对我窥视着的某种威胁。
因此我想，很有必要将我对“赎回选票”活动的理解，以及我签名参与的细节经过，以公开信的形式坦诚陈述如下，希望您能代我转交您所在的广州市公安局相关人员和领导。这陈述既可视为给您的精神支持，也可当作我与有关人士的一次交流。
广州市公安局的警官、警员：
你们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公民卢雪松，很高兴有机会与你们交流。交流的缘起则是唐荆陵先生半年来努力操作的“赎回选票”活动。
唐先生的“赎回选票”活动是我由收到的一个电子邮件得知的。我从未见过唐先生，也不知这个人的更多的信息。但这个活动本身点醒了我的一段本已有些麻木的神经。我几乎快要忘记，身为中国公民的我，还有一项重要的权利——选举权。我为什么几乎会忘掉了我的选举权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从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真实的选举。有点模糊记忆的，似乎是刚开始推行所谓的“差额选举”时，我曾填过一个选票，那似乎是在高中。因为那太没有意义了，作为投票人的我对把票投给了一个怎样的人一无所知。所以脑中对这次行为的记忆也就非常的淡。至于近十年来，我的生活已完全脱离了这一实现公民社会参与能力的重要权利，我根本就没有被通知到过所谓的投票现场。据我观察，我的同事们也大多如此。然而“赎回选票”活动却提醒了我：我的那一票呢？被谁强征使用了呢？这无疑是一种侵权行为，对我来说这种侵权是件值得严肃对待的事情。
出于对我个人的选举权的维护，我欣然声明：我将收回我的那一票（直到我切实感受到了民主选举从程序到实质的改进）。因此，从我这个角度看来，唐先生不仅不应该受惩罚，我个人还要对他表示感谢。当然，我对个人的权利有完全的支配权。当有一天，我看到并认可我的那一张选票的价值时，我将立即恢复我投票的权利，同时也即终止了对“赎回选票”活动的参与。
有一种现象是很糟糕的，那就是这种侵犯公民选举权的行为在如同我这样的人的默认之下，现在已经“习惯成自然”。无数公民（大概也包括您）的选举权被理所当然地侵犯着，而它的后果认真一想却是危险和可怕的。谁都知道，一个“人民共和国”是要把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与捍卫作为国家的根基的，公民的选举行为是巩固其根基的最直接方式。因此在选举上倘有糊弄、造假则等同于在撼动国家的根基。这样重大的事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混掉的吗？
唐先生倡导的“赎回选票”行为恰恰针对时弊，不含糊，不胆怯，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这一本来就是最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由此可见唐先生为人品格之磊落高尚，其忧国忧民之心天地可鉴。因此我不解，法律部门怎么能反过来认为他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呢？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赎回”我的选票，只是我个人的行为，因此您完全不该将我的签名当成控告唐先生的罪证。而签名行为本身就是个责任自负的问题，我想，凡是在“赎回选票”活动中签名的人都应该认可我的这一观点。某日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里面通告了本已签名的一位先生最终在压力下选择退出活动的消息。邮件里写的非常清楚，“赎回选票”活动对他的退出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这也说明了这项活动一直都很尊重个人的选择。并且据我所知，“赎回选票”活动进行得非常理性，没有什么宣传鼓动，也没有强烈的斗争性话语，这种近乎中性的色彩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应当受到鼓励而非反对。
据说，广州市公安局拟以“违反《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为由对唐先生执行劳动教养处罚。对此我有二点疑惑：
第一、《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一）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然，“赎回选票”活动，对规定中保护的现行“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现政权以及现行制度都没有任何抵触，更谈不上“抗拒、破坏”；相反，以我之愚见，唐先生的义举恰恰是对现行宪法与法律“尊重与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的最好印证，并且也是有效促进了《选举法》的真正实施，为政治与社会的长久稳固提供真正的可能。在我看来，以《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为依据处罚唐先生是完全缺乏法律依据的。
我的第二个疑惑，则是针对关于《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的条文本身的。众所周知，某些“中国特色”的具体法律条文很专注于对政权和政体的特殊维护，是谓“人民专政”，一个“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当然逃不出这种政治底色。但，这种《管理办法》是否违宪呢？除此之外，“任何”、“复制”、“查阅”、“传播”这几个字眼也同样让我不解。首先，我认为这条规定已经完全违背了国际互联网传播的本质属性，是根本不适应于互联网管理的。国际互联网是数字科技无穷变化、活跃玄妙、自由流动、开放透明特性的典型体现。已完全成熟了的互联网形成了超时空的庞大网系，信息在其中的传播呈现为互动性、无形性和散漫性，这种传播特征无异于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错纵复杂的连带关系。因此说禁止在互联网上“查阅”某种信息，则无异于说“禁止听污言秽语”一样荒谬可笑。这种说法充其量只能是一种道德呼吁，而绝对不适宜于出现在法律条文中，且明显违背了国际社会的人权通则。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禁止“复制”、“传播”，这种提法也太过笼统。就像演员也得演坏人一样，特务部门也必须“复制”、“传播”大量各种信息，个人也可以因要反对某种信息而对其“复制”、“传播”，如果不能把这些情况都区分清楚，至少说明此项法律条文严重缺乏可操作性，不称为“恶法”至少也应称为“劣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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