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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藏”面对“小中国”
东赛按语：（）标题为主持人按着内容自定的，因为，所谓的“大西藏”一词的出现与地盘的大小连接而延伸的，所以，这与“大中国”面对“小日本”类同异曲，干脆就取了个大家非常想打开看一看的标题。（2）这篇文章李江琳女士采访桑东首相的稿子，之前此文中有一段话，即“英属印度和西藏决定了内藏的边界，确认了麦克马洪线。此外，两方还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现在李女士把这段话里边的“内藏的边界”修改为“英属印度和西藏确定和同意了印度和西藏的边界”后寄给本主持人的文稿如下，同时，主持人道一声非常感谢李女士为“历史真相”所作的努力！这个很重要，我们藏中学者不能把因各自的感情而埋没真相，也不能歪曲真相。如此才能逐步能够达到合理和谐和平的境界，否则，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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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东仁波切谈“大西藏”问题
（2008年9月25日，达兰萨拉）
李江琳采访，翻译
桑东仁波切，1939年出生，藏地康区久纳珠雪巴（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人。四岁在央金彭措林寺庙出家为僧，五岁被认定为四世桑东仁波切转世。七岁受戒，十二岁进入哲蚌寺深造。1959年流亡印度，当年于菩提加耶受比丘戒。1969年获密乘格西学位。1971至1988年任瓦拉纳斯西藏文化学院院长。1996至2001年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国会议员并选为议长。2001年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第一个民选的首席噶伦（总理），2006年再次当选为第二任民选首席噶伦。
2008年9月25日，记者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办公室采访了桑东仁波切。以下根据录音整理翻译。录音英文稿经桑东仁波切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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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东首相在世界藏大上回答记者/西藏时报藏文网摄
李： 西方有句谚语：“每一片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是如此。这些事件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藏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们想知道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何以会有一个“西藏问题”？然而，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大家很关注，好像也有一些误解。
问题之一是有关“大西藏”的概念。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大西藏”意味着你们打算带走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 我觉得这个概念有必要得到澄清，应该弄清楚，让大家都能够理解其含义。如果没有权威性的澄清，谣言就会泛滥。因此，我想请您谈谈“大西藏”这个概念，其来源及其含义。
桑：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也是个重要问题。我们来详细讨论一下。
“大西藏”这个表述是中国领导人创造的一个新词。本来西藏就是西藏，没有什么“小西藏”，“大西藏”或者“次西藏”。
1932年，国民党中国与西藏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注1）。停战协议中，双方同意以金沙江作为中国与西藏的边界。直到1951年，这个边界一直是中国和西藏之间的临时边界。因此，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为“内藏”和“外藏”。“内藏”，即金沙江以东的藏人区，为国民党中国统治；金沙江的另一边，即“外藏”，是独立的。
1913，1914年间，英属印度，中华民国和西藏三方在印度西姆拉召开“西姆拉会议”。英属印度劝说西藏和中国彼此承认，说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西藏应当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中国应当承认给西藏完整的内部自治。这个方案双方都接受。印英政府不接受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他们只接受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也承认西藏的内部自治。所以说，这点在1914年就解决了。
接着就提出了边界问题。西藏和印度的边界没有争议，西藏一方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印度一方也接受了。所谓麦克马洪线围绕了西藏的四周，其中有争议的是麦克马洪在中国和西藏之间划出的边界。中华民国无法接受。中国代表退出会议。他们签字了，但是没有在文件上盖官方印鉴。他们返回中国，通过官方宣布他们不承认该项协议。
此后，英属印度和西藏拟定了一份议定书，内容是说除非中华民国承认（西姆拉）协议，所有给予中华民国的特权将不被承认。那就意味着对西藏的宗主权不被英属印度和西藏承认。英属印度和西藏确定和同意了印度和西藏的边界，确认了这一段麦克马洪线。此外，两方还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
英属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这项贸易协定每十年续签。因此，每隔十年，第一次是1914年，此后是1924，1934，1944；所有这些续签都是英属印度和西藏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进行的。接下来，1944年之后，再次续约是1954年。那时候，整个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印度已经于1947年独立，西藏则于195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那项贸易协定如何续签呢？续签是在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行的。
续签的协定有一个新的前言，一个很长的前言， 称为“潘其希拉”（Panchshila）。很多人不知道“潘其希拉协议”是什么。“潘其希拉协议”并不是一项单独的协议。它是对始于1914年，延续性的印藏贸易协定做出续签时达成的协议（注2）。 当时续签了八年，而不是十年。印度提议续签二十五年，中国提议续签五年。经过谈判，双方同意续签八年。那八年到1962年到期。那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你知道，中印战争。此后该项贸易协定很长时间没有续签。
李： 也就是说，“大西藏”概念是那时候开始的？
桑： 这点我下面会谈到。因此，直到1951年，西藏是被分开的。中国统治（部分）西藏。从中国方面来说，那部分可以称为“内藏”，就像蒙古，有“内蒙”，“外蒙”之分。“外藏”是独立的。1950年，（中国）军事力量进攻昌都，在昌都展开军事行动，该地发生了很多抵抗，还爆发了一场内战。至1950年底，当时的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当了战俘。现在中国称之为“武力解放”。
1951年初，（中藏）就如何“解放”西藏其他地区在北京谈判。西藏其他地区是通过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的。
就在十七条协议在北京讨论的时候，阿沛•阿旺晋美为团长的西藏代表团提出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了，西藏人现在必须统一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内藏和外藏”。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同意说，这个想法是适宜的，但表示此时他们无法做到，因为他们已经解放了“内藏”，“外藏”也将通过和平途径来解放，所以我们应当先完成十七条协议，然后再考虑如何统一“内藏”和“外藏”人民。由此可见，这个想法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从十七条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当时， 有几位高级官员从北京来拉萨访问（注3）。他们已经为西藏自治区的建立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在那期间，西藏政府官员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西藏民族统一为一个整体的问题，现在是适合实施的时候了。大家都同意这点，于是设立了一个以一位高官为首的委员会。这位官员是一位共产党高级官员，也是藏人，名叫桑杰益西（注4）。桑杰益西为首的委员会，我记得是一个五人委员会。他们开始就如何将整个西藏民族纳入同一个自治区展开工作。
1958年，骚动开始了。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和其他藏人流亡到境外。桑杰益西委员会无能为力。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但是西藏被进一步划分，成为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的一些自治州，自治区和自治县。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是对每一个少数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55个少数民族。西藏这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不是十个或十五少数民族，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自治区。这也就是我们放弃分离和独立的原因。如果我们要求分离的话，那么在1951年，我们就不会要求内藏和外藏的统一。我们就只能要求外藏的分离。因此，当我们接受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适当地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有一个包含全体藏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不是一个领土问题，也不是其他什么问题，只是一个有关人民的问题。
由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提倡该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要实现那个目的，西藏人民应该生活在同一个自治的行政区域之内。我们是一个民族。如果参照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他们都只有一个自治区。蒙古人是一个蒙古自治区，维吾尔人是一个维吾尔自治区。只有藏民族被划分为如此之多的区域。 因此我们对中方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个政策必须摒弃。马克思提倡民族自治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平等和合作，以便于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和团结的人民。 为此，汉族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必须被摒弃。
为了实践这个想法，藏民族就不应该被划分成这样多的小块。如果藏人有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中央政府跟自治区打交道就会容易得多，反之亦然。语言保留，文化认同将会一次性实行，而不是分为许多层次。这样将会有助于藏人与其他人民，其他民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感情上的团结。这就是我们这方面的理由。
因此，也许西藏人民居住的区域是四分之一的领土，但是假如我们要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分出去，那么，你可以考虑大小，考虑四分之一领土不能被分裂的问题。现在我们并不要求分离。我们是要求统一，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合。就此而言，区域的大小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李： 如此说来，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大西藏”概念并不是一个领土概念，而是一个行政概念？
桑： 是的。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行政概念， 根本不存在领土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少数民族人数较多，但是他们没有聚居地。他们分散各处。这样的民族有民族自治，但是没有区域自治。
其他的少数民族则是聚居的。藏人也是聚居的。民族区域自治符合藏人的情况。只是如何实行自治行政的问题。自治行政总是在中央政府、中央国会和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的。所有的这些都不会缺少。我们只是要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条款。因此，并不存在领土问题。
李： 您所说的“中央政府”，“中央国会”，您指的是北京？
桑：是的。
李：那么，西藏流亡政府，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的行政班子在这个自治区会起什么作用呢？
桑：达赖喇嘛的行政班子将与西藏自治区毫无关系。西藏问题获得解决之后，西藏流亡政府将会被解散，达赖喇嘛将不再会有任何政治责任。西藏人民的自治区将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安排一切事宜。只是在过渡时期，直到西藏问题解决之前，作为六百万西藏人民的自由代言人，达赖喇嘛尊者有道德上的责任，必须为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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