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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已死 革命万岁！
改革已死 革命万岁！
------兼论零八宪章的意义与局限
唐柏桥（中国过渡政府发言人，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
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中国民间的维权抗暴运动风起云涌，已势不可挡。中国民主革命历时一百余年，如今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过去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才换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们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中国何去何从？中国民主之梦何时才能实现？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一系列问题应该引起我们严肃认真的思考。不久前，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在2008年结束之际，掀起了新的一波争民主的浪潮，可喜可贺。与此同时，随着零八宪章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们对此签名运动的议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并进一步引发了热心民主事业的朋友们对中国民主运动历史和现状及未来策略的广泛讨论。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我也想借此机会发表一下我对零八宪章及中国民主运动的浅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各位前辈先进和民运同仁批评指教。
我在文章的标题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我的大胆而且可能引起巨大争议的观点：改革已死，革命万岁。在正式展开分析之前，我必须就我的观点的两个概念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或定义。我文章中所指的改革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改革，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致力于民主化，也可以称为改良，英文叫reform (或称political reform)，而革命则是指通过民众的反抗运动，彻底改变现有政治制度，并建立和健全民主体系，或叫民主革命，也可以称为变革，英文叫revolution (或称democratic revolution)。革命又可以根据其手段分为暴力革命及和平革命。我的观点是，中共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已不可能，而中国社会的严峻形势及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必须走向民主化，而中国实现民主的唯一出路是开展一场民主革命。我始终主张用非暴力的方式推动这场民主革命（注：非暴力并不等于当面对当局的严厉镇压时不能进行有克制的反抗，包括暴力反抗。我将专文讨论这一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如果从清末算起，中国民主运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包括一个世纪前的百日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如果从中共执政后算起，则至少有三十年的历史，包括北京西单墙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九九年开始的法轮功反迫害争自由运动等。这里我主要谈一谈中共执政后的民主运动历史。
从西单墙民主运动开始，中国民主运动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上书请愿和意见表达阶段，个体维权和群体维权阶段，群体抗议和大规模抗暴阶段。而中国民主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全面反抗运动，或俗称的颜色革命或民主革命。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第三个阶段，并逐渐走向第四个阶段。当然，这四个阶段往往会出现相互交错的现象，比如第一阶段的活动也会在后面的各个阶段出现，有时甚至会出现强大的声音，零八宪章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八九民运的诉求明明属于第一阶段，但却以第三阶段甚至第四阶段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八九民运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来自湖南的反抗独裁暴政的天安门三君子因向毛泽东像投掷鸡蛋颜料，却被要求中共改革的学运领导人扭送到中共的公安部门。
对于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来说，如何正确有效地推动中国民主化，尽量避免中国民主运动走弯路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也是我们的责任。根据中国社会危机四伏的现状，随着中国民众的人权和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中国民主运动迎来第四个阶段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我们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我们的努力，促成第四个阶段的早日来临，阻止中共继续作恶，并一举终结中共的一党专制，为中国民主化扫清障碍。当今天我们签署零八宪章，谈论零八宪章的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不能忘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更不能本末倒置，将签名请愿作为我们的最主要工作。我们现在的最主要工作是走向民众，帮助民众从事维权抗暴运动，并引导民众自觉地将各地维权运动汇集到民主革命的大潮中来。应该说，零八宪章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签名，我们还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将零八宪章的精神得以具体落实。唯有如此，零八宪章的意义才能真正得以体现，才能与清末的公车上书、捷克的七七宪章一样名垂青史。
众所周知，无论是参与公车上书的维新者们，还是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们，他们都不是仅仅停留在签名和呼吁，而是身体力行，直接投身到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为实现其理想而付诸实际行动。最终促成百日维新运动和天鹅绒革命。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动口的多，动手的少。有的甚至藐视和攻击用实际行动挑战中共的勇士。他们一会儿用“太激进”来攻击反抗中共的义士，一会用“非政治化”来中伤支持和参与民主运动的维权人士。今天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拿出勇气行动起来，彻底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清谈误国”的恶名。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广大民众的尊敬和支持，无愧于历史，无愧于良心。
在这里我想举南韩当年的宪政运动来说明签名运动必须与民众街头抗议活动相结合才有意义。八七年汉城奥运前夕，南韩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当时反对派领袖金泳三和金大中等在全国征集了一千多万要求修改宪法实行全国大选的签名，占全国人口的几近三分之一，可是，南韩全斗焕军事政权并没因此而主动修宪，迫使当局在汉城奥运前作出让步承诺修宪的是每天数以百万计的各界民众走上街头，发出愤怒的吼声。正因为如此，南韩人民才得到了世人的普遍尊敬。如果没有南韩人民遍及全国的街头抗议，也就不会有卢泰愚宣布实行全国大选的六二九宣言。而我们面对的中共专制政权，无论从哪方面讲, 都比当年的全斗焕政权残暴和邪恶百倍。八九民运期间，全国各地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以最温和的方式要求自由民主和惩治腐败，可是却遭到了军队用坦克和机枪镇压。从那一刻起，中共当局已经意识到他们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他们不仅不会还政于民，而且也永远不会平反“六四”。否则，他们将要遭到人民的审判。事实证明，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中国民间的强大的呼声，中共不仅无意推行朝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还大开历史的倒车，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因此，今天如果我们还寄希望于通过请愿上书就能让中共主动还政于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实现民主，那就太天真了。
在零八宪章发表的同时，中共也在为他们的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作文章，其实就是在为他们顽固实行专制进行辩护。胡锦涛还发表讲话，宣称中国要永远走社会主义专制道路，继续坚持象征着专制图腾的四项基本原则，拒绝走真正的民主道路。可是，由于中共过去三十年来拒绝政治改革，还政于民，中国社会已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腐败横行、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社会不公、司法不彰、官商勾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已到了不变革不能解决问题的程度。与此同时，各地官民冲突事件或称民众抗暴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民众的不满已达到极点，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引爆一场全国范围的全民抗暴运动。可以这么说，中共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拒绝推行民主的同时也宣告了改革的正式死亡。因此，任何人也无法阻止一场民主革命的到来。
在中国民主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零八宪章的问世无疑有其积极的意义，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维权抗暴运动。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零八宪章及其所代表的任何主张改良的举动都不会得到中共的任何正面回应，更不会令中共专制政权感到真正害怕。他们真正害怕的是民众反抗意识的觉醒和街头行动，或者说是一场民主革命的到来。他们害怕贵州瓮安活烧政府大楼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他们害怕杨佳杀警所激发出的民众激情，他们害怕重庆出租车司机和教师所推动的全国各行各业罢工罢课，他们害怕湖南吉首江西铜鼓甘肃陇南等地民众维权抗暴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他们害怕“传九评促三退”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害怕中国过渡政府吹响的向中共暴政开战的集结号……。这就好比中共是一座专制大厦，现在有人要直接推倒这座大厦，有人在拆它上面的砖头。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尽早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民主的大厦。因此，拆砖头的不要去反对致力于推倒专制大厦的，反过来一样。零八宪章行动就象在拆专制大厦的砖头，而我们过渡政府就是在从事推倒专制大厦的活动，我们支持任何有利于建造民主大厦的活动，包括拆砖头的行动，我们也乐意在从事推倒专制大厦的活动的同时，帮助他们多拆几块砖头，毕竟专制大厦哪怕少几块砖头，我们也更容易推倒它。这就象清末时期的上书请愿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清末时期曾发生公车上书请愿活动，并催发了戊戌变法运动，此后上书请愿蔚成风潮，朝野各界贤达人士士大夫动辄联名请奏和请愿，直到清王朝垮台；与此同时，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和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发动起义，向专制腐朽的清王朝进行不妥协的斗争。革命初期，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拥有更多的资源，具有更高的影响力，但是，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清王朝的没落，尤其是革命与改良的论战结束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渐占上风，并最终取得革命的成功。当时从事上书请愿的人未必愿意或敢于投身到革命行列中，但他们对推动历史的进步照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从事民主革命的志士也有的曾在上书请愿活动中签上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签名请愿，也不会将签名请愿作为主要工作，发动民众反抗暴政或起义才是他们的正务。我们很难想象，孙中山等仁人志士会在革命风暴来临之际，放弃策动民变兵变和发动民主革命的机会而一直热衷于上书请愿。
由于从事民主革命的风险远远超过参与上书请愿，他们中的许多志士为了更好地完成他们的任务和更有效地开展活动，必须将自己隐藏甚至伪装起来。这就是我们过渡政府及时提醒国内没有暴露身份的同仁，不要用真名签署零八宪章的根本原因。我们发表这样的声明，不是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拆零八宪章签名活动的台，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我们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在拆零八宪章的台，那么，我们拆得最多的是我们过渡政府自己的台，因为我们一贯要求国内支持和参与过渡政府活动的人不要使用真名，包括我们最近推出的公民登记平台。我们要求所有登记成过渡政府新公民的人不要使用真名。有人提出用真名更有影响力，对中共能形成更大的压力。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只说到了有利的一面，没有说到不利的一面。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我们曾反对网络使用实名的举动呢？众所周知，中共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多次对反对他们的人采取“引蛇出洞”的阴谋，然后来个一网打尽。如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就是毛泽东自称的一场“阳谋”。这场“阳谋”导致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此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被打断了。九八年的组党运动也是如此。这场运动被镇压后，以七九和八九民运骨干为主体的中国民主运动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导致整个运动停滞甚至倒退了好几年。这些都是血的教训。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已有很长时间，应该学会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否则，我们就辜负了民众对我们的期望，也愧对我们的历史使命。哪些借我们发表声明提醒国内志士不要轻易暴露身份而攻击我们胆怯的人，要么是政治白痴，要么是居心叵测。因为他们连任何公开活动，无论是军事行动、政治活动甚至商业活动，都有需要严格保守的秘密这一点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从事反专制的民主运动？中共当年发动学生开展所谓“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时明文规定，要求学校里的共产党员不能暴露他们的党员身份。难道他们也是因为胆怯而发出这样的通知吗？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我们让中共掌握我们的所有信息，我们还能克敌制胜吗？更何况现在我们要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军人正在秘密策动兵变，难道我们也希望他们在零八宪章上签上他们的大名，然后等着中共来收拾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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