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
   
   刚才在明镜出版社的网站上，读到有关张竞生先生的文章。
   说到张竞生，这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在我国文化史上曾经有过相当影响，然而又是个被人刻意忘却的悲剧人物。
   

   他，使我回忆起我青年时代读《性史》的旧事。
   那是文革后期，干校中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城，文化机构也逐渐恢复，但因为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过甚，病倒凋零的不少，许多出版机构，一时缺乏人手，无奈之下，当局只得拉着黄牛当马骑，把一些所谓的业余青年作者充入进去，我就在这时候进入了上海少儿出版社。
   少儿出版社的资料室有许多藏书，据说是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各个小出版社合并时归拢来的，记得占半幢楼的资料室里，有满架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以及整套的《万有文库》和三十年代翻译出版的世界名著……
   那时我像沙漠中的行者看到甘泉一样，一头扎进书堆，连续几年，读了不少好书。前几年回国，想去老单位查询资料，结果被告知，九十年代北京派来的一位年轻领导，他以现在已进入网路时代，藏书浪费空间为由，将几代人辛苦积聚的藏书，全部摆摊卖掉了，面对管理员神情无奈的叙述，我只能徒叹何何，叹息来迟一步，没有搜到这些“废纸”，又叹息为何这个政权量小气狭，专把有作为的人赶尽杀绝，扶植一些草包来掌权。
   在诸多的藏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竞生先生编的《性史》。
   在那个除了毛泽东们能享受性特供，平民百姓只能禁欲的革命年代里，在我性饥渴的记忆中，对这几本《性史》，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记忆中的《性史》有好几期，可惜年代久远，其中的好多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有一篇张竞生驳斥周建人的文章，大致内容为，周建人看到一篇具名张竞生的文章，说练气功到一定境界，可以使阳具久举不衰，浸在酒杯中，能饮下二两高粱。周建人的文章，指责张竞生搞伪科学，愚弄读者。张竞生的文章，先是说明没有写过那篇文章，同时因周建人文章的措辞不逊，他在文章的结尾回敬说：“这二两高粱是留给周建人先生饮的。”因为最后这句异常尖刻，所以至今记得。
   那时我读这些文章感到困惑，既是有张竞生署名的文章，怎么会不是张竞生所写呢？最近从张竞生先生儿子张超的文章中才得知，原来张竞生的《性史》，“没想到首集一出，即掀起轩然大波，封建卫道士们气急败坏，直斥为淫书，冠以‘卖春博士’恶名，痛加挞伐。一些陋俗的人则从另一角度欣赏其内容，以满足变态的窥私欲。更没料到奸商市侩看到有机可乘，大量炮制粗俗的淫书，膺名《性史》陆续出至20余集。”
    最近才知道，张竞生先生自从出版了《性史》后，声名狼藉，被世俗视作异端，备受迫害，先是张作霖发出追捕令，因他在外地，幸免于难；后又被国民政府罗织罪名通缉，再度亡命海外；抗战时，回广东饶平故里避难，度过了一段平稳的田园生活；一九四九年后，被列为“思想改造”对象，但还能苟全性命于乱世，未受灭顶之灾，到了文革爆发，便就劫数难逃了，虽是八十多岁高龄，仍带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关进牛棚，受尽凌辱，终于在一九七零年仲夏含冤而死，一代“性史”宗师，就此归寂。
    我依稀记得西方有位圣贤说过：“只有愚蠢的民族对自己的先知先觉者，报以杀戮之恨……”
   我经常在思考，这话是否有针对性？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此文于2009年01月02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