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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的“矛盾”？ ——小评《茅于轼访谈录》
洪海
最近，《财富时报》对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社理事长茅于轼老先生进行了访谈。在这次访谈中，茅老虽然谈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尤其是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坚持。但在谈到国家的问题和出路时，他就有点进退维谷，走投无路了。一方面他希望继续改革，另一方面他又害怕革命。殊不知，现在最艰难、最顽固、最难突破的恰恰就是横亘在改革与革命之间的铜墙铁壁式的魔障。改革一旦不能突破，就得步步后退，退到改良，直至保守的陈仓里去；而如果要再往前迈出一步，那就会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就变成了革命。
“从鸦片战争开始始终有一个问号，中国怎么走上现代化，哪条路是对的，摸索了这么多年，一直到了邓小平上台还没摸索到正路，争论非常大，甚至于动了武打仗了，其实就是一种争论。这个争论的主题是什么？在我看 来就是要不要学西方，我所说的西方就是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这个问题”
“所谓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就是以民营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不是集中决策的、是千千万万生产 者和消费者分散决策的社会经济”
“当然到现在大家又在争论，这个争论是不太一样，30年 前的争论主要大家把它看成是一个左和右的政策，邓小平代表右，有些代表左不愿意改，还向马列的方向改”
“华国锋上台以后这些问题没解决，华国锋本人出国去访问，一个一个国家去看，他还要求社科院等好多单位派人出去学，那时候学的最多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南斯拉夫，一个是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国家是最失败的国家，根本没搞好。但那时候我们要学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搞得好。这就可以看到，华国锋的时代并没有解决我们走什么道路”。
“但是今天有新的问题，今天的问题跟那时候的问题性质不太一样”
“今天我们《宪法》上讲公有制为主，实际是私有制为主，你还得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全世界搞公有制的国家没有一个搞成功的，成功的没有一个不是私有制的”
“我是从微观经济学出发的，后来又懂得了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安排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几 个大的交锋，第一个是容不容许私营经济，我们看看《宪法》的修改就知道了，《宪法》原来不许可私营经济，后来说允许一点点，但是那时候对私营经济的看法基本上是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例外，而且对它严加管制，很高的税率。后来变成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现在认为是重要的部分，但是还没有变成一个主要部分，下一 次修改《宪法》要改过来，这是一个争论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一条 路，世界经济一体化，谁也不能破坏它，但是你说现在的政治家懂不懂这个道理？我们说为了保护国内粮价不上升，我们禁止粮食出口，中央政府说话没有？没说话。老百姓不太懂，那很好，很拥护，要防止国内粮食涨价。其实这是害了大家，对双方都不利。一切平等自愿的买卖都对双方有利”
“所以现在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指导，我们用凯恩斯和马歇尔的理论，有些人认为马歇尔和凯恩我斯相对的，根本没懂得他们经济学真正的道理，他们是不矛盾 的”
以上他的这些谈话都是旗帜鲜明地主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公有制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我们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是完全吻合我们的“民经、民主、民乐”的新三民主义的“民经”主张的，也是与绝大多数国人的想法一致的，是符合民心的，也是科学的。而且关键是这种主张是经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验证的，是非常实用的。这些也可以说是他作为经济学家经过多年研究的智慧结晶，同时也是他丰富的人生阅历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是他对中国的未来的贡献。是中国的未来必须要坚守的方向。是一种大“道”。
但是，他在后面的谈话里，在谈到共产党的腐败问题上，在谈到社会变革的问题上，他就有些“护短”和“畏惧”的情绪了。如在谈到前者时，他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是财富的增加，这个大家不否认，而非法收入走私、贪污腐化、以权谋私、钱权交易，那个不是财富的创造。那是财富的转移。中国的特点不是财富转移，中国的特点是财富创造”；“中 国主要的问题不是贪污腐化，贪污腐化全世界都有，中国也不算是最高的，但是中国的财富增长是全世界第一的，这个事实得承认”；“刚才讲的第一要消灭不正当的收 入，让大家都去搞财富创造，不要搞财富转移。大家都痛恨这个东西。但是说老实话这一点很难做大，全世界都知道不好，都想消灭它，都没消灭得了，中国能消灭得了吗？你说共产党无能，别的国家也无能，是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就有这个问题”。他的这些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可以说是引起了广大网民的愤怒，大家一怒之下对他老人家也就“多有不敬”呐。
又例如，他在谈到自己的“担心”时说：“中国的未来是我担心一个问题，担心我们老的很多想法死灰复燃，所以我很赞成稳定是第一要素，这个特别重要。现在是稳定的障碍在什么地方，个人判断不太一样。既然要稳定就不能造反，也可能有少数人想要造反，这个少数人造反对谁都没有好处。除了这些少数人，哪些因素造成我们的不稳定，对这一点各人判断不同，我的判断就是最大的不稳定是政府滥用权利，还不是贫富问题”。他的这一段谈话很有意思。他在这段话里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担心有人要造共产党的反，革共产党的命；二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政府滥用权利”的问题。但是他就没有看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不可遏制的“政府滥用权利”才导致了腐败和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才导致了有人要“造共产党的反，革共产党的命”。反过来，只有革掉共产专制的命，也才能遏制“政府滥用权利”。也就是说，国家只有民主了，民生才有保障，社会才有公平，人人才有平等，市场经济也才能变成法治经济，人权也才谈得上来。而没有人“造反”，专制是不会自动变成民主的，共产党是不会主动放弃统治特权的。也许茅老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这也不能怪他，因为他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政治学家。
“政府要关心低收入者，这方面做 得比较差，说老实话比不上印度，印度政府比较关心低收入者。我们国家卖经济适用房很大的钱投入到这里面，农民挨得上吗？农民买不上经济适用房，打工的人买得上经济适用房？政策看准了城市人口，特别看准了政府官员，这种方针应该大大修改”。“现在最穷就是农民，谁剥削了他？交税交多了？没有。农业税已经废除了。他的收入靠农产品的价格，你说农产品价格压低了？我觉得也不是，现在农产品价格基本是市场价格，说老实话你提也提不上来，市场是千千万万生产者 和消费者决定的，我们国家搞了一个保护价，保护价搞不起来的，很难搞，而且保护价说老实话也很有限，执行保护价给农民收入提高增加的非常有限，提高个10%、20%了不起，但还是穷”。“农民收入低跟剥削毫无关系。他就是农业产出低，解决的办法不是从消灭剥削来的，而是减少农村的农民，让他们进城，这是一个例子，不是一个剥削问题”从他的这些谈话里看得出来，茅老不仅是一位有着深邃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为忧国忧民，体恤百姓的好学者，他是非常值得人们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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