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孙上清：看看梅宁华出的这张牌
——从梅宁华的《对现代国家制度的新思考》说起
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至今，整个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2008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来说，都是惊心动魂的一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不少人对现行的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反思也是情理中事，于是梅宁华写出《对现代国家制度的新思考》这样的文章原本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读过梅文之后，我对其出发点产生了怀疑，因为作为北京日报社社长的梅宁华所提出的论点，既缺乏充足的现实依据，也没有严密的论证，倒像是一篇主题先行的奉命之作。梅文先于9月22日在《北京日报》发表，9月26日《人民网》转载，其背景其用意不言自明。此文已发表一个多月了，为了辩是非，正视听，仍需要对梅文的核心论点来个正本清源。
梅文正文前有个《内容提要》，概括了梅文的基本观点：
●我国的政治体制是超越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体制之上的现代国家制度，具有旺盛的活力和明显的优势。
●民主是个好东西，集中也是个好东西，有民主又有集中则是更好的东西。不能只讲一个东西好，相对另一个就不好；既不能用民主抗拒集中，又不能以集中排斥民主，那样在哲学上和实践中都是不能成立的。
梅文内容庞杂，漏洞百出，要逐一驳斥得许多篇幅，本文只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是现代国家制度作一分析。
从内容提要可以看出，梅宁华已经得出了中国政治体制优于西方政治制度，也就是说，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也落后了，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已是世界政治体制的典范。因为按照梅的观点，民主体制是近代制度，不是现代的。
那么什么是现代国家制度呢？梅文说：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现代国家制度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单位，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元素。其显著特征有：一是法治完备，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法律体系；二是民意表达有一系列的规范，建立起保护公众表达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三是国家的政治、社会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一整套保障决策科学、民主的程序；四是国家政党、行政机构、社会组织运行高效，能够保证社会、经济的高效、平稳、低成本运行；五是有一套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观念，如法治、科学、人权、爱国、民主等观念的价值体系。”
且不论梅文所谓的现代国家制度的五个显著特征是否科学，也不论这五个特征是梅宁华总结的还是哪位学者提出的。只就梅文来说，他并没有紧扣这五个特征来逐项论证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地符合这五个要件，而是从经济发展和奥运会残奥会举办成功两个方面来证明的。而这两个方面又对应的仅仅是第五个特征。显然，从逻辑上，梅宁华就已经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难道梅宁华不懂得逻辑吗？不，是他根本无法在现实中国能够找到支撑他论点的论据。可笑的还不止于此，在自己的论点还没有确立之时，梅宁华就又批评起西方民主制了：不能把选举看作是民主政治的标签；两党制不等于有效监督，更不能与民主政治画等号。
为了抓住要害各个击破，这里且不论什么叫民主政治，怎么样才能有效监督。只就梅文所列举的现代国家制度的五个特征来衡量一下中国政治体制是否具备这五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法治完备，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法律体系。
就这一特征来说，我首先要问：何为法治完备？是指应有法律都制定齐全了呢，还是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算“法制完备”？遗憾的是，无论是按前者还是后者，中国一样也不占。
首先，从法律健全这个角度看，中国还没有达到应有之重要法律皆已齐备的程度。社会呼唤多年的中国官员财产阳光化法案至今没有制定出来，保障新闻自由的《新闻法》不见丝毫动静，界定政党关系、充分保障公民结社权利的《政党法》成为中共的禁忌。而为中共和八个民主党派关系提供支持的是中共89年发的一个文件。是这三个法律所涉及的内容是新生事物？当然不是。从中共建国之日起，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是它们不重要吗？当然更不是。它们是中国法制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因为这三部法律和公民基本权利、吏治建设、监督机制、国家长治久安有紧密的联系。如此重要的法律尚未制定，何来法治完备！
其次，中国已制定的法律能落到实处吗？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是权大于法的社会。许多法律条文只不过是空头支票，根本不能兑现。首先，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最基本的“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示威自由”之权利不能落到实处。在中国，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也没有。每到中共的敏感时期，就要对他们进行陪护式软禁，甚至非法拘留、劳教，直至判刑；中国教师应享有的和公务员同等的工资待遇是教师法明文规定的，却长期不能落实。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官员根本就不拿法律当回事。他们在制定工资改革方案时，满脑子的是官本位思想，哪里有法律的影子。更尴尬的要数中国刑法了，按刑法规定，贪污受贿20万元就可以判死刑，但中国的贪官污吏贪上个几百万、几千万照样可以滋滋润润地活着。可他们又不敢把刑法修改一下，明白地说：贪吧，过一个亿再杀。
无法可依固然可悲，但是有法不依更让人愤怒，因为，它表明法律在中共官员的心中毫无神圣感。它的最大危害在于，中国人从不把正规则之法律、法规当回事，凡事皆按潜规则行事，从而造就了无信的政党、政府和人民。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毁灭性摧残。
也许正因为此吧，梅先生丝毫不敢提落实，只敢说：“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法律体系。”
第二个特征：民意表达有一系列的规范，建立起保护公众表达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一条同样透出了梅宁华的虚弱与狡猾。又是规范了，规章制度了。可对于中国公民能够多大程度上来表达却只字不提。公正地说，从纵向看，中国这几年在言论自由方面确实放宽了许多。但从法律上的条文看，我们应该说，远远没有落选实处。因为在中国，法律得看党的脸色，因此不能明昭大号的政治纪律是高于宪法和法律的。因此，读者看了这一条，参照一下前文所述，你就觉得不值一驳。
第三个特征：国家的政治、社会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一整套保障决策科学、民主的程序。与过去相比，中共现在的决策在科学化、民主化上确乎是有一点进步，但这是不足以改变其代表利益集团利益本质的特征的。原因很简单，要想知道决策是否科学化、民主化，首先要看决策者代表谁的利益，向谁负责。中国官场腐败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官场腐败的根源在于官员任免权不在人民手中，而被中共各级党委把持着，其实就是各级党委书记把持着。从而使官员不大可能考虑向人民负责而只向其上级效忠。这也正是买官卖官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然而中共就是拒绝接受民主选举，整天强调什么党要管党，党要管干部。你已经把干部管成贪官污吏了还要管，这代表的究竟是人民利益呢，还是代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呢？党要管党管干部究竟是人民的意志呢还是党的意志。这样的决策是称得上科学化呢？还是称得上民主化？
中共只所以不敢还选举权给人民，一是对自己不自信，二是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当然，有人会说，现在推行的减免农业税、新农村合作医疗等措施能说不是代表人民利益吗？对于这些利民措施我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我并不给予高度评价。因为其出发点是：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人民。这是一条“俾斯麦式”的道路。 “在一项对15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中，Hicks,Misra和Ng发现了三条通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道路。第一条是“俾斯麦式”的道路：为了回应工人阶级的挑战，家长式的政府采取了收买战略。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属于这一类。”（王绍光著《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第182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现在中国也是属于这一类。
我们知道，上世纪未和本世纪初，是中国农村矛盾最尖锐的时期。广大农民深受苛捐杂税盘剥，致死人命事件时有发生，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对于这种情况，陈桂棣、春桃所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作了血淋淋的披露。为了缓和农村社会矛盾，又不从根本上危及中共的执政地位，于是出台了一系列利民惠农政策。这一系列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赢得了一些声誉，本届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比其前任有较大提高。但是，由于这种新政未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之源，所以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及全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广西博白县六七个乡镇发生的大规模暴力反抗计生干部粗暴执法事件、贵州省瓮安县发生的6.28打砸烧事件就是明证。这样的群体抗暴事件在中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时有发生的。
第四个特征：国家政党、行政机构、社会组织运行高效，能够保证社会、经济的高效、平稳、低成本运行。这一项特征是梅宁华最津津乐道的，他的理由一是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二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表面看来，梅宁华言之凿凿，似乎的确如此。奥运会、残奥会是很成功，但我们动用了多少人力、多少民脂民膏，只有中共最清楚。名曰“北京奥运”，实则是中共动用了举国之力来办奥运。而且奥运期间，中共如临大敌，各级信访公安部门严防死守车站码头，有大量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失去自由。北京人不能在家门口享受奥运，火炬传递时我们被迫在周六周日上班，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是哪门子奥运？开幕式上的“和”字底下，掩藏的是怎样的暴力阴霾。再说我们的经济，众所周知，人民币升值了，物价上涨了，我们的工资却就是不涨。那么，经济的高速发展于民何益？而且，我们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卖地，靠的是投资，靠的是政绩工程，靠的是资源的低利用率的开发，靠的是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我们的高效在何处，我们的低成本在哪里？
第五个特征：有一套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观念，如法治、科学、人权、爱国、民主等观念的价值体系。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分而言之。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具有上述文明观念的中国人大有人在。而对于当权者来说，他们所具有的更多的是对这些观念的惧怕。不然，为什么中国人的人权状况仍然如此糟糕？
中共不是说，奥运就是体育比赛，不要打政治牌吗？依我看，梅宁华此文哪里是在认真思考现代国家制度，分明是中共出的一张奥运政治总结牌！想借奥运粉饰一下党天下，给人民再灌一次迷魂汤。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