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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究竟应该反对什么? ――与曾节明先生商榷
曾节明先生的文章多是文笔锋犀利，锐气十足，少有隐晦之处，但有时却存在逻辑上的疏漏，就如他在《我们反共，究竟应该反对共产党什么？》（文载2008年10月29日《自由圣火》）为例，有的论点就无法让人认可。在这里就几个问题提出来和曾节明先生商榷，不当之处尚望曾先生及读者诸君指教。
一
曾先生在前述文章中说，“反共，不应该反对共产党的理想与信仰”，“为什么反共不应该是反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为某种理想、某种信仰本身并不会造成罪恶，可能造成罪恶的是某种信仰的实践、为了实现某种理想所采取的手段。”的确，某种理想、某种信仰本身的确并不一定会造成罪恶，而且崇高的理想与高尚的道德信仰还往往会激励世人向善，给社会带来福音与吉祥。在这里，曾先生所谓“不应该反对共产党的理想与信仰”的观点就很难令人赞同。而且，曾先生并未指明所谓某种理想、某种信仰和造成罪恶的实践、手段之间的某种联系，有时这种联系是必然的，是有因果关系的。比如，人们已经知道、看到或者亲身经历的历史或者现实是，举凡由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产党所执掌权柄或曾经执掌权柄的国家，不论是前苏联、前东欧的共产国家、还是中国、北韩，甚或越南、古巴，虽然他们在理念上稍有出入，但他们全都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由这种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所带来的恶果是人们熟知的。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马克思主义和这些国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共产党的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前、现共产国家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此其一。
其二，与人们日常所泛指的理想与信仰不同的是，在政治层面上的任何理想与信仰都可以夸夸其谈的，可以吹得天花乱坠，完美无比，甚至极具吸引力。共产党在宣传共产主义社会时不都是说得极端美妙么，就以中共为例，当他尚未取得政权之时，他和国民党政权斗争时宣传的是争取民主自由，而他通过枪杆子夺得政权之后立刻就变了脸色，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连个自由民主的招牌都不要了，看看他掌权后在“镇压反革命”、“反右派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哪里还有半点民主自由的影子，毛泽东当着老外的面公然高叫他自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面对国外指出中国的国家权力机构是橡皮图章，毛公开对外宣称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橡皮图章”，没有任何的遮遮掩掩。
至于各国共产党把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社会描绘成百姓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就更是欺人之谈。毛泽东在1958年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曾经鼓吹“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结果是什么？是惨祸的降临，是马上进入共产主义的中国生生饿死了3000多万人。
所以，曾先生所言“共产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施、 实践也不一定会造成罪恶”这样的论断就与之前和当下一些国家实施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间的事实差之十万八千里之遥了。至于曾先生所谓“比马克思还早的共产主义祖宗傅立叶和欧文，都进行过这种自愿的试验：法国人傅立叶登广告征求建设共产主义的赞助商、英国人欧文更是在美国投资建立了共产主义的农场和工厂，他们的实践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灾难；以色列曾经有实施自愿共产主义试验的农场，日本也有自愿的共产村，他们的共产主义实践也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灾难。”其实，人们应该知道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实验”与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与信仰并无共同之处，甚至一些人把西欧一些国家极具宪政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现实也要硬归功于马大胡子，那更是无稽之谈了。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共产党关于理想与信仰的宣传确实欺骗、蒙蔽了不少的人，对这一点也不应忽视。
所以，曾先生所谓“不应该是反对共产党的理想和信仰”这一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不是不去反对，人们应该做的就是要反对共产党所鼓吹的虚无的，带有欺骗性的理想与信仰的蛊惑宣传，揭穿他的本质，使人们不至于迷惑于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与信仰的宣传，应该指出他们的理想、信仰与自由民主毫无关联，而恰恰是对于自由民主理想的反动。
综上所述，得到的结论应该是，人们不仅要反对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采取的手段和进行的实践，而且要反对共产主义的所谓理想与信仰。
二
曾先生说“马克思主义的邪恶之处究竟在哪里？就在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说：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邪恶的。”这是极为正确的点睛之笔。但曾先生却又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有追求个人解放的一面；马克思对原始资本主义罪恶的揭示、对垄断弊病的揭示、对资本主义诸多局限性的揭示，基本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东西，无疑是正义的。”这些说法似无不妥，的确，马克思在其后期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之外，原先对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做了潜心的研究，也揭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致当目前当全球陷入金融海啸之际，有的人甚至鼓吹应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来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有点病急乱投药的意味了。本人不是经济学家，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我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最大“贡献”大约就是所谓的“剩余价值”学说吧。按照中国主流的观点，“剩余价值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方面和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此处括号中的内容摘自百度百科网站）。这大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统一认识。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与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十恶不赦，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靠着剥削剩余价值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然而，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由于各种条件，包括自然的，人为的，自身的各种因素的制约，任何时代的社会中的人都不可能具有同等的能力、技能，因而就会产生出不同的价值，也造成了在价值方面的差别来，当然也就有了不同的财富之间的差别。资本家利用财富（这种财富可能是自有的，也可能是租借来的）创立了产业，进而利用产业来生产为社会大众所需要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会产生超过资本家所付工资的剩余价值；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资本家也产出了剩余价值。此其一。其二，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一部分据为己有，另一部分通过税收或者社会捐助而使社会得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资本家不去“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那么，后果将是，1.工人的失业且没有正常的收入，2.社会不再有财富的增加，整个社会的发展被阻滞。如此一来，哪里还有所谓的“正义”可言。
至于曾先生所说：“马克思死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实施的许多缓和阶级矛盾、改善人权状况等改良措施，都或多或少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比如大众社会保障体系的创建和不断完善、劳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创建和完善、工人入股分红等等，在这些改良措施中，美国率先实行的反垄断与马克思主张是完全一致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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