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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法说明很多问题。最重要一个问题是，《今天》出现的异议姿态，是不是今天过时，变成了昨天。不，事情只是发生了形式的不同，内容尚在——那个笼罩全国文艺分子的政治统治和三十年前，基本雷同。一个小青年曾经和我发生争论。争论的基调是，中国极权主义是不是涉及文化；中国文化极权主义是不是一个现实。他认为，中国文化界已经"威权"了，没有极权主义之嫌。这个观点不攻自破——请问中宣部何时允许民间报纸杂志出版——与清朝允许外国人和民间报刊出现，倒退百年。所以，《今天》和其他民间地下刊物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挑战。这样定位《今天》当时的政治倾向是毫无疑义的；再是，当时今天之人写作的纯文学状态，其实就是反抗文革文艺的另一种说法。那些全国无文化，只有样板戏的丑陋和粗鄙状态，使得当时的文艺青年自己拿笔，捅破了这个并不纯粹状态。事隔三十年，所谓"纯文学"的看法是不是朝向官方"和谐"，要挟与其政治观点吻合，产生马克思秩序之反的逆向走势？本质其实是，现在不言政，纯粹玩文艺——这种观点和当时"纯粹观点"，适成相反之状态。在中共失去意识形态合理合法化的今天，左派御用们称道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是不是中共文艺观念的一种变形呢？他们真的完成了去毛化和政治化吗？文学功能在一些民主国家，成为民主社会弊端的批判书。但是，无民主社会的国家生活，其泛政治化的生活，如何纯文学而去政治呢？文学灵魂，如果没有政治关照在一切古往今来的政治社会，文学纯粹化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史的文化，宗教，社会关怀，如果脱离了他们那个具体社会的历史，现实，他们的心灵涵摄和人格描述，如何纯粹躲到象牙塔里去呢？我们难道可以把夏多布里昂和拿破仑区隔开来，拿归拿，夏归夏吗？难道夏多布里昂既要反革命，又要反皇权的复辟特色，是可以拨离于法国文学的吗？难道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可以回避当时的专制和自由，而由他和后来的索尔什尼琴，创造一种俄国专制主义宗教国家观的示范吗？难道托尔斯泰可以枉顾他蔑视的西方文化，而规避俄罗斯主义的政治解说吗？甚至鲁迅和胡适，难道可以回避当时中国是走苏联道路，还是走美国道路的政治之争吗？回答是不言自明的。从传统不能中断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正统和道统，也同样来自西化、还是反对之的争论——他们涵盖严复，郭嵩焘，王国维等，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走向观的严重异议者——至于陈寅恪，其对于中共的缄默和蔑视，在同样的层面上，说出了他的遗民观和文化观——这个看法，就是他春秋笔法，尽含"如是"（柳如是）于之的批判精神。更不要说他在变通文化观念时喊出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文化，起码在清朝的汉化时期，也是政治上层认同汉文化的一种承传——他们满人的这种政治文化态度，同样是政治聚焦的一种历史示范。所以，横向和纵向观察得出的结论，都是文化政治观的合一和提升。不存在任何背离，妥协和枉顾政治灵魂的文化、文学灵魂。这样的去政治文化观点，说到底，就是共党变相鼓吹的犬儒主义。

舍此无他！

北島，“完美之夜”的“沉淪”？

作者 : 徐曉

歷史上，不乏因失敗而獲得成功的偉大人物，有的被失敗所造就，有的主動地選擇了失敗身後卻獲得了功名。金斯堡生前雖然也狼狽過，但與像卡夫卡、本雅明、梵高這種生前無比失敗的人相比，沒有什麼失敗可言。當然，不是失敗者並不意味著就是它的反面--成功者。李爾克也說過，“沒有什麼成功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但是，像洛爾迦這樣優秀的人民詩人，死得又是何其荒謬！可見，失敗與成功從來都不是絕對的，而更經常是互為悖論的。

有記者問，《失敗之書》是不是“（北島）生活的墮落”，北島的回應是︰“在一個追求物質化全球化的完美之夜里，我的書是一種沉淪，一種墮落，在其中留下了對完美之夜顯得多余的動作與陰影。”這可以理解為是他在抽象的詩人語境中、在西方的語境中對于失敗一種可以自圓其說的闡釋。但在我看來，在並不完美之夜，說《失敗之書》中的“沉淪”與“墮落”“是多余的動作與陰影”卻顯得過于詩意了。

《失敗之書》的附錄部分收入了《書城》雜志記者2002年在波士頓對北島進行的專訪，當記者問他如何看待早期詩歌時，他回答:“現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會覺得慚愧，我對那類詩基本持否定態度。”他認為，那些詩“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有語言暴力的傾向”。如果北島僅從文學的角度否定自己的前期詩歌，應該是正常的。但是，這多少傷害了甚至冒犯了那些一直熱愛著他的讀者。

不願意接受對他前期詩歌的否定，與其說是出于文學的理由，不如說是出于歷史的理由；與其說是出于理性，不如說是出于情感。因為，雖然看起來產生和傳播那些詩歌的社會現實和歷史背景似乎已經不存在了，但實際上並沒有根本的改變，那些詩歌所表達的價值觀依然具有現實意義，詩歌本身的重要性也依然存在著。而北島卻改變了，或者說北島對于詩歌的價值判斷改變了。詩人自然會更多地從詩歌本身評價詩歌的好與不好。但是，詩人有詩人的一廂情願，讀者有讀者的一廂情願。北島的成名是歷史的選擇，歷史不負責鑒定詩歌的好與不好，歷史只管一種文學現象的重要與不重要。所以，如同我們沒有權力責備北島對早期詩歌的自我的否定一樣，北島也沒有權力要求我們放棄對早期詩歌的肯定。我不知道文學史上是否有過類似的情況，這本質上應該是作家與生活、與社會、與時代的關系問題，是值得文學史家研究的一個課題。

詩人從來是與社會和讀者保持距離的，往往距離越大，其作品的成就也越大。北島早期的詩歌之所以影響巨大，正是因為他的超越性。當年，北島從共同走上詩歌道路的同時代詩人中，曾經完成了時間的超越，因此，被記住的是北島而不是別人。如今，北島面臨的挑戰則是，是否能夠完成空間的跨越？如果說，惟美，惟思想，惟技巧，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麼，作家、詩人，在自己的美學追求之外，該如何為社會提供思想資源呢？畢竟，他“得天獨厚”地滿世界跑了一大圈，他比大多數人都更有資格回答這一問題。

在同一篇訪談中，北島說︰“擺脫革命話語的影響，是我們這代人一輩子的事。”然而，在擺脫革命話語之後，如何建構“非革命”的話語呢？這是我和很多人的難題，我相信也是北島的難題。我猜想，否定早期詩歌的北島，也許不習慣再談“使命”，但事實上，他已經向自己和整整一代人提出了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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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