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中国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过程迅速加快。在此进程中，生态危机已成为一个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首屈一指的议题。联合国发布的《二零零零年全球生态环境展望》显示，由于人类对木材和耕地的需求，全球森林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原始森林百分之八十惨遭破坏。森林的锐减导致六大生态危机：占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严重荒漠化，一百一十个国家受到危害；全球每年有六百多亿吨肥沃的表土流失，占陆地总面积百分之二十三的耕地缺乏养分，地力衰退；百分之六十的陆地淡水资源不足，一百二十多个国家严重缺水；洪涝灾害日趋频繁；大量动植物种灭绝；温室效应加剧。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在一百多年前的预言，正在兑现：“森林先行于各族人民，沙漠在人后接踵而来！”同时，生态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便引发其他的社会危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论及苏丹达尔富尔大屠杀的时候，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气候变化造成的食物和水资源缺乏等生态危机是达尔富尔冲突的起因，解决冲突就必须从造成冲突的根源着手。”

   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尤其严峻。旅居美国的基督徒作家郑义，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生态灾难问题，他耗费了八年的时间写成了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著作：《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遗憾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像他早年的小说《老井》那样洛阳纸贵。这本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在海外也只印刷了区区一两千本。那些急于“先富起来”的中国人，那些对金钱红了眼睛的中国人，对于这本“苦口婆心”的警世之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以下这组数据让我们触目惊心：中国的森林覆盖率约为百分之九，人均零点一公顷，不到是世界人均森林面积的十分之一。中国是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蔓延最快、危害最大的国家之一。一九四九年以来，荒漠化土地面积增至二百六十二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之百分之二十七。十八个省（区）的四百七十一个县、近四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家园，仅剩下三百多万平方公里适宜居住，不到三分之一。与五十年代相比，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却都翻了约一番半，这意味着：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的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以水资源而论，全国六百多个城市中，有三百多个缺水；这三百多个缺水城市工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三百多个缺水城市中一百一十个严重缺水，其中五十个城市“情况危急”；在三十二个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中，就有三十个受长期缺水的困扰。地下水严重超采，已经造成一百多个城市地下水位明显下降，在全国形成五十六个降落漏斗，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北京的水资源严重紧缺，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三百立方米，是中国人均水资源量的八分之一，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二十五分之一。

   最近，中国大陆开始盘点“改革开放三十年”，对所谓的“大国崛起”充满骄傲自满之情。人们享受着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沉浸在“太平盛世”的肥皂泡之中，却茫然不知中国为此付出了怎样巨大的代价：长期以来，在GDP指挥棒的左右之下，中国深陷于粗放、低效的资源扩张型发展模式之中而难以自拔，环境遭到破坏的程度超过了此前两千年。有学者指出，许多地方政府不顾环境的制约，一味盯住能最大程度拉升GDP增长的重化工业和能源水电工程，因为这些项目最能显示“政绩”。以石化行业为例，北方严重缺水的大连、天津、青岛、河北、新疆都将建设大型石化基地作为发展重点，而南方的上海、江苏、浙江、广西、四川、云南等地也都在建设大型石化基地。此发展模式与中国人均资源紧缺、环境容量极其有限的国情背道而驰。

   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四川地方当局不顾民众和环保专家的反对，悍然决定在成都北面的彭州建立西部地区最大的石化项目——彭州八十万吨聚乙烯和百万吨炼油厂。此项目一旦建成，处于下风下水的成都作为“中国的后花园”和“休闲之都”的美誉将荡然无存。成都作家冉云飞在网络上发表了《有血性的成都人起来》一文，呼吁说：“八十万吨聚乙烯工程对成都的破坏，和柏条河修水电站对成都的破坏，都是空前的。如果生活在成都人再不起来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将来成都将成为一座废城乃至死城，成都处于彭州的下风下水，离彭州也只有几十公里，不符合在大城市附近建化工厂的要求，严重影响几百万人成都人的生存。”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早已为我们总结出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沉痛教训。然而，历史总是以相同的方式重演悲剧，人类的愚昧在此彰显无遗。当发达国家都在忙于拆掉水库大坝的时候，中国却在大肆新建水库大坝——最典型的便是被誉为“旷世工程”的三峡大坝。在今天的中国，为了吸引投资来拉动增长，许多地方政府和商人完全不理会环保问题，只要是立竿见影可以赚钱的项目便立即上马。环保部门在许多地方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地方政府在环境决策中无视环境管理制度的重要借口。二零零七年，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全国有八十二个项目严重违反环评法和“三同时”制度，违规项目总投资额高达一千一百二十三亿元。然而，这场“环保风暴”最后还是以“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草草收场。

   环保主义为何走入死胡同？

   环保是人类拯救生态危机，也就是拯救自己命运的努力。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如果地球上的人们现在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协作来制止由于人类短视的贪婪而使生物圈遭受的污染和掠夺的话，那么，人类的物质能力事实上就会在可以预见的时期以内，导致这种自杀的结果。”一九六二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一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书，书中阐释了农药杀虫剂滴滴涕（DDT）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由于该书的警示，美国政府开始对剧毒杀虫剂问题进行调查，并于一九七零年成立环境保护局。该书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环境生态学的标志性起点。

   一九七零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地球日”诞生了。一九七二年，由联合国发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这是环境保护事业正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重视的开端。此后，环保逐渐成为一项全球运动，“环保主义”也一跃而为当代最显赫的意识形态之一。

   但是，生态危机和人类的未来，可以依靠环保主义来改变吗？

   颇为吊诡的是，当代风行一时的环保主义的根基，仍然是进化论和科学主义。那些最活跃的环保主义者，往往也是最坚定的进化论者和绝对的科学主义者。他们不承认进化论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也不愿让人回归被造物的地位并进而审视地球的复苏之道。环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人类可以通过“自我控制”来改变“人的异化”，人可以重新“为自然立法”并在此新的法律框架下“万寿无疆”。这种思路的背后，依然是强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神话。在马列主义思潮衰退之后，在西方自由派知识精英圈子当中，环保主义逐渐变成了一种相当流行的思想模式，一种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而环保主义对生态危机所提出的解决方式，基本上局限于技术层面。它企图以技术反对技术，比如用核能来取代火电，用玉米制造甲醇来取代石油；或者以对“简朴生活”的倡导而让人类“洗心革面”，比如，许多环保主义者以纸袋或布袋取代塑料袋，并因此获得“良心上的平安”。其实，这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

   一个最具讽刺性的例子便是：二零零七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拍了一部环保纪录片《不能忽视的真相》。这部在艺术上无甚可观的纪录片，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戈尔也以他在环保方面的工作，获得了世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很快戈尔本人便被揭露出了一个“不能忽视的真相”：他居住在一栋面积超过一万多平方英尺、拥有二十个房间和八个浴室的豪宅之中，他在自家院子的通道上，安装了一排煤气灯，还有电控的大门。该豪宅每个月的用电量惊人，超过了全美平均水平的二十倍。当地邻居说：“戈尔天天大声疾呼，教我们怎么生活，自己做的却是另一套。”可见，对于戈尔来说，环保主义仅仅是一种公共姿态，而不是真正的生活方式。与戈尔相似，那些经常充当“环保先锋”的好莱坞明星们，个个都过着奢侈如帝王的生活，他们为了维持其私人游泳池而消耗掉的能源，可以供发展中国家的数百户人家的日常家居所用。戈尔的好友、好莱坞的知名左派“环保”女星芭芭拉•史翠珊，高喊要别人节省水、电，但媒体报导说，她每年浇灌自家草坪就花费两万两千美元，可想而知要用掉多少水。而她家还有一万两千平方英尺使用空调的马厩。面对此类虚伪的环保主义者，不妨将法国罗兰夫人的名言略作修改：环保，环保，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在中国人，大多数人对生态危机抱着一种若无其事的虚无主义态度，企图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聚敛最多的金钱，信奉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环保仅仅是某些“小资”和“白领”们喜欢显示的一个标签和面具，似乎一贴上这个标签、一戴上这个面具，他们便立刻显得比别人“崇高”和“时尚”了许多。比如，他们到超市里去购买那些价格昂贵的“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在书架上摆放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尽管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时间去仔细阅读），在印刷精美的时尚杂志上开讨论环保问题的专栏，喜欢去西藏等“没有被现代化污染”的地方游玩和猎奇，对那些虐待的动物的行为感到义愤填膺（同时却对那些被迫用自杀的方式讨要欠薪的农民工无比冷漠）。他们以“乐活族”自居，即主张过健康、环保、可持续的生活。实际上，要维持他们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却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付出更加不环保的代价。

   在当代社会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之中，环保主义挟民粹主义的巨大威力，满足了人们的自恋情结，获得了某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然而，当环保成为左派们“一贯正确”的政治姿态的时候，当环保主义成为媒体上人们夸夸其谈的热门话题的时候，当环保主义成为一种不排斥暴力的激进思潮的时候，其“拯救世界”的梦想便彻底破灭了。因为环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生态危机是人类信仰危机的结果，它是一个精神性的命题，而不是技术性的和政治性的命题；它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物”的问题。如果不从精神层面上来改变人类的生存现状，生态危机便无法从源头上被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