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五星红旗，你因保卫我的生命而重要》的感想
   
    文友一点五近日写了一篇令人读了荡气回肠的好文章，题目叫《五星红旗，你因保卫我的生命而重要》。他在文中写道：“一组‘居民用国旗做被套’的图片被放在网络上后，再次激发了‘新东亚病夫’——左愤群体的爱国热情，不过，它们很快被告知（在影视作品里我们也似乎看到过），美国佬经常用国旗做内裤，于是乎，一只只蔫了下来，像真理部和中科院的东西们一样。”
   
    看到一点五谈到中国人用国旗做被套，我立即想起，我的文盲母亲曾在70年代末，用日本进口中国的尿素包装袋做衣服穿着的往事。

   
    我记得，那时，从日本进口到中国的尿素袋子，是一种薄薄的尼龙布料做成的。其牢固性和挺括性，远超当时中国出产的棉布，只有当时比较金贵的“的确良”布，才可以同这种日本的尿素袋子媲美。所以，当时在我们那个小城中，日本尿素包装袋，成了比较稀缺的布料，有许多人从农村买来后，把这种白色的包装袋染黑后，做成夏装，而贴肉穿着。
   
    后来，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基本摆脱了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的窘境，那些百姓们锁在抽屉里像人民币一样珍藏的豆干票、肉票、烟票、布票、糖票和自行车票等等限制百姓消费的票证，也全部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中像我妈那样，用日本的尿素袋子做衣穿的人，估计进入新世纪之后，也已经找不到了。
   
    然而，当代中国，在财富涌流的新世纪，居然还有用国旗做被套的人，确实是令人极度震惊的现象。不过，我和那些叫嚣“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还重要”的脑残同胞感觉迥异的是，我似乎能够感同身受地体味到，那些躺在五星红旗被窝里的同胞们，就像我妈当年穿着日本尿素包装袋做的衣服一样，绝对是因为贫穷使然，而不是出于追逐时尚的需要。我甚至想入非非地琢磨，那些在漆黑而又凄冷的寒夜中，蜷缩在五星红旗被窝里做着美梦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与那些死后躺在八宝山硕大灵堂的中央，身上被覆盖着大号党旗的人物，绝对不会是走在同一条道上的人吧？！
   
    当年，我在浪迹巴黎时，看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楼顶上，有一面五星红旗当空飘扬的时候，确实感到自己血管里流动的液体，似乎像鸡血一样滚烫。但是，如今当我得知，竟然有可爱的同胞在寒风中蜷缩在五星红旗做的被窝里，度过漫漫长夜时，我的血液似乎降到了冰点一样而停止了流动，我的脑袋也立马处于了一种缺氧的状态。
   
    我闹不明白的道理是，中国人睡在国旗做的被窝里，与美国人拿国旗做裤衩相比，大洋彼岸的人是用一种怪诞的举措表达自己的另类观点，而大洋此岸的人却铁定是出于贫穷的万般无奈：我以为，那些睡在国旗被窝里的同胞们，在把国旗飘扬在屋顶上还是拿它用来取暖之间，确实是做出了任何一个脑袋没有残废的人，都会做出的正确选择，我的温暖确实比国旗拿来做图腾的意义显得更加重要。
   
    所以，我的结论是，对一个真正的中国穷人而言，五星红旗能用来取暖，那是它的最好用途，否则，我会认为，它连当年那些日本的尿素包装袋都不如，就是拿来做抹布，都会是一种最差劲的抹布。
   
   （2008-11-17）
   
   附文：
   
   
   《五星红旗，你因保卫我的生命而重要》
   
   
   
   文/一点五
   
   
   
   
   
   
    自黎明先生的雄文《我宣布：你的名字不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在凯迪创世之后，旗帜与生命的关系疑似变得紧张起来，今天，一组“居民用国旗做被套”的图片被放在网络上后，再次激发了“新东亚病夫”——左愤群体的爱国热情，不过，它们很快被告知（在影视作品里我们也似乎看到过），美国佬经常用国旗做内裤，于是乎，一只只蔫了下来，像真理部和中科院的东西们一样。
   
    究竟是“你的名字”重要，还是“我的生命”重要，确实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之一。对人类而言，发现“你的名字不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到“你的名字因为保卫我的生命而重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十七世纪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是率先“说破”国家本质的人之一。他否认国家的建立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在他看来，人类被国家分成了一群一群的牲畜，每一群各有其首领，首领是为了吞食而守护它们的。马克思应该也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在他的著作里，国家同样只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格老秀斯关于国家的看法，至少是相当符合“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人从来就把“执政为民”比作牧养牲畜，称为“牧民”，而“执民”的大人物，干脆曰“牧”，如周称九洲之长为“牧”，汉未以后，也设有“州牧”等官职。
   
    从十八世纪起，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在欧洲建立，伴随这一时代潮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被人们认为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由此还引伸出来一个横行霸道的口号：“主权高于一切”，这也在情理之中，天底下有哪个主子希望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呢？
   
    但在现实生活中，所谓“国家主权”却不可避免地会冲撞、压制、扼杀个人权利。裴多菲先生的不朽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算作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超越国界、种族的标准答案，它通俗易懂地告诉人们，“自由”而非“祖国”，才是我们生命中不可让渡的权利。
   
    马克思对国家主权更是充满蔑视，他老人家的观点是：“工人无祖国”，那句话由于他的缘故甚至传遍世界。不过这并不是老马的原创，比马克思早一个多世纪的爱尔维修就曾提出“穷人无祖国”，理由是“一个没有财产的人，对他生活在其中的国家没有任何义务”；比爱尔维修稍后的狄德罗也认为，“在专制制度下人民无祖国”。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他的“十九世纪三部曲”里，引用过一句意大利农妇的话：“快逃，祖国来了”，更是风行一时，它形象地代表了早期人们对“祖国”的深刻反思。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国家政权开始顺应时代潮流，实践此前的人类先贤们天才地设想的一个路径：建立一个最高法律对主权者进行约束，这个最高法被称为“根本法”，这是今天“宪法”的前身。
   
    率先强大起来的国家总是喜欢欺凌弱小国家，为了扼制这一“强权即公理”的现象一再发生，国家之间签订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条约，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之间的“根本法”，又称“国际法”，以此对国家的“外部行为”进行制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民族国家获得了独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发现，独立之路并不就是一个民族的新生之路或幸福之路，更多的罪恶在国家主权的掩盖下，在国家内部公然地发生着。
   
    上世纪60年代初，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在苏联治病时，喜欢上了该国美食，于是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要了一名苏联的厨师回国。正是这名厨师，在为蒙博托服务时，发现该总统居然烹食婴儿成癖。良心驱使他逃离这个“主权国家”，并公布了他的经历和蒙博托的“食癖”。这一消息曾震惊文明国家，很多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的“主权国家”，人类应该怎么办？而且蒙博托并不是个“例外”，他只是现代非洲三大食人魔王之一。
   
    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好到哪里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断言：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建设时期比他们在战争时期所“牺牲”的人都要多得多。当年社会主义老大哥和当代社会主义新大哥，都可为尼克松先生的判断提供“现身说法”。
   
    今天的人们早已知道，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否则就会危害人类本身。但在专制条件下，执政者对宪法的践踏，就像它们建立宪法一样容易。于是人们转而追求对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保护，这种权利就是人权。
   
    实践证明，人权是对国家主权这一权力的最好制约，对人权的尊重，才是国家健康行使主权的保证。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度，对内，主权会成为一个暴君或一个强权组织用作于隔绝世界、图谋个人或集团专利的篱笆；对外，会成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因此，对一个肆意践踏人权的暴政或邪恶国家，如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汉、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是对天赋人权的最好保护，是完全符合人类正常情感的正义行动。而且人类政治实践也证明：暴政只能被推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暴君因“良心发现”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事实上，“主权高于人权”，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一个颠覆性极强的概念。据此，可推出美、英出兵伊拉克是非正义的行动；但据此，也可推出人类历史上任何进步的革命都是非正义的，如美国独立革命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英国的主权，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满清的主权。
   
    尽管每一种政体都有自己的原动力，但万流归宗，任何政权的原动力都必须归结到谋求人民的福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模式”，虽然受到自由经济学家的诸多指责，但“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人类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的同一个梦想。珠海那起“一笔收费引发的血案”，第一时间被定性为“厌世”，相对于杨+袭警至今“无厘头”，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当人民因“厌世”而轻生甚至滥杀无辜，受伤害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肌体，是我们每一个人。痛定思痛，我愈加体会到：五星红旗，你因保卫我的生命而重要。
   
   来源：一点五的博客
   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1a7cd0100ayxz.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