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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意思“法定”11月8日为记者节
好意思“法定”11月8日为记者节
李元龙
2008年11月8日，这个中共“喈来”给自己喉舌记者的第九个节日又来了。根据网上的描述，根据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记者节"像护士节、教师节一样，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法定节日之一。知其然往往意义不大，知其所以然，才是通往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的唯一途径。随便翻翻尘封的中国新闻史，你就不能不“叹服”中共这“国务院”，它怎么就好意思把这11月8 日“法定”为自己喉舌记者的节日？这简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说到中共这记者节，首先当然要提到其滥觞，提到范长江。
根据主旋律媒体的说法，范长江曾经担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1935年，我国处于民族危亡的年代，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贫穷落后的大西北采访，他看到了当地人民的苦难，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连续发表了反映当地人民备受煎熬压迫、各界抗日激情高涨以及工农红军坚持战斗的通讯。”
我们知道，从1935年到1937年，青年时代的范长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作品，在当时的中国新闻界大大风光了一回。值得玩味的是1938年10月脱离《大公报》，投身共产党阵营，他的才华就丧失了，不仅没有像样的欣慰作品面世，反而从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新闻记者，堕落成了共产党打天下的工具，典型的帮闲文人，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失去了独立人格。1946年他竟然在《论人民的报纸》中提出“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的报纸”的观点，因为“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与人民是一致的”。他批评“资产阶级的报纸，自命是中立的观察家，超然于政治之外，好象很公正，……不左不右，没有左倾，没有右倾”。在他看来，在共产党地区不存在言论自由问题，只有国民党地区，言论自由才是“报纸的生命”。并大讲报纸的“阶级性、党性与政治性”，“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香港沦陷后，他到苏北根据地创办《新华日报》（华中版）就是忠实地实践了这些党化新闻观。
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巴金，郭沫若，等等，等等，橘逾淮为枳，范长江不是个案，不是唯一。
狡兔死，走狗烹。即使如此驯服，共产党一旦得了天下，等待他的也不尽是富贵荣华，而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一个又一个的迫害。
文革爆发的第二年即1967年起，范长江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摧残。1970年10月23日，61岁的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八年以后，中共这个置范长江于死地的党才为范平反。其实，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那一天起，悲剧的伏笔就深深地埋下了，后来的一切，用“唯物主义”的话来说，都是偶然当中的必然。
最具有戏剧性和黑色幽默色彩的是，别说“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范长江做梦也不会想到，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也难以想象，在范长江死后的第29年，竟然还是那个置他于死地的党和政府会弄出一个“范长江新闻奖”，还将11月8日，这个1937年的这一天，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日子作为所谓的“记者节”。是哀荣、抚慰，是大悲、大喜，还是别的什么？真叫人欲哭无泪。
如果说，有这样的背景的事件居然能够成为“关怀”记者的节日，那么，5月16日是不是可以成为5.16爱文（化）节，4月12日是不是可以成为4.12爱（共产）党节，7月7日是否可以成为7.7爱华节？1644年4月的某一天，是否可以成为爱汉（人）节，公元前213年的某一天，是否可以成为爱儒（家）、爱书节？
我就大纳其闷了：这中宣部，这国务院，这当时的中共总理朱镕基，它们和他，怎么就那么好意思将11月8日，这个写满悲剧色彩，这个大揭中共扼杀言论自由，大举迫害新闻从业人员，大肆绞杀新闻事业的标志性日子作为记者节？是春秋笔法揭露中共新闻黑暗史、“委婉”提醒后人不要步范长江的后尘，还是以为搞死个帮闲的司马相如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抑或是自认为虽然搞死了你，但勇于改正错误加伟光正的党不是又大仁大义给你平反了，你还得谢党隆恩，哪能和党“妈妈”计较呢？不得而知，百思而不得其解。
我以我正常的，合乎逻辑和常识的思维方式，我如果是中宣部部长，国务院总理，谁如果胆敢将11月8日这个已经非常“敏感”的日子做为记者节，我一定要唾其面：你别有用心，你黄鼠狼给鸡拜年，你寒碜我党，你揭我们的老底啊，你！
9月1日，是1949年前的中国记者节，并且，直到今天，这一天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的记者节。
对比一下这两个记者节，我们会从中看到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先从这一新一旧两个记者节面世或出笼的形式上看。9月1日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中国的记者节，乃是因为下述缘由：1934年杭州市记者公会通电全国，要求定9月1日为记者节，以纪念国民政府1933年9月1日颁布《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的命令一事。由于得到了全国新闻界的赞同，国民政府承认9月1日为中国记者节。并且，中共带割据性质的陕甘宁边区建立后，延安所谓的新闻工作者每年都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也即承认这一天为记者节。
11月8日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中国大陆的记者节，则是因为下述缘由：1937年11月8日，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这就是中国记协的前身。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列入了“记者节”，但未确定具体日期。中国记协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建议以中国记协成立日作为“记者节”的日期，中宣部、国务院先后批复同意。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记者节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
9月1日，是自下而上的，当年的新闻从业人员凭着自己的职业良知，用鲜血和生命争取来的。而11月8日，是自上而下的，今天的党棍官僚按着自己的好恶，甚至是一时的兴趣赏赐给自己的喉舌的。9月1日作为当时的记者节，是记者们争取来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为保护记者权益起到了该起，能起的作用；11月8日做为记者节，是统治者“喈来”给喉舌的一块没有实质内容的光骨头，喉舌们除了充分拥有在这一天“欢度”，对党感激涕零一下以为，其他的，一概免谈。
翻云覆雨，上下其手，皮里阳秋到这样的“火候”，真叫人悲愤莫名。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根据资料，我们今年才得以知道，早在中共建政的1949年12月23日，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就明确规定了“记者节”“但因为当时没有确定具体日期，因此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一直未过记者节。” 1999年9月18日颁布的《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才再一次明确列入了记者节。直到2000年8月，中共国务院才总算同意将11月8日定为记者节。
乖乖，感情，这“新中国”的记者节白条一打，就是50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多啊。这岂止是中国特色，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保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谁个国家，任何政府，哪个政党也没办法打破的。中共治下的所谓记者、编辑沉默、老实、奴化、唯党首是瞻到这个份上，也绝对难有望其项背者。
有一年，中国记协网如此描述当年的记者节： "记者节"像护士节、教师节一样，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新中国确立"记者节"的意义，表明党和国家对新闻界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关怀和重视，既在确认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地位，更在鼓舞和激励新闻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为正义事业呼吁，做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如果说，那党和政府今天恩赐给自己的喉舌记者一个节日“表明党和国家对新闻界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关怀和重视”的话，那么党和政府昨天久久没有恩赐这样一个节日给你们，岂不是“表明党和国家对新闻界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的不关怀和不重视”？50年不关怀和不重视，你如哈巴狗般只知匍匐着俯首帖耳，一旦“重视”和“关怀”你了，你就感恩戴德，感激涕零，这就和封建王朝时代的皇帝泄欲对象皇后、妃子一样，被踢下龙床打入冷宫时，无怨无悔，天天等待着皇上回心转意，招幸自己。某一天皇上又把自己台上龙床“宠幸”时，更是感到皇恩浩荡，幸福无比。党和政府昨天不关怀、不重视时，可以画一个饼在墙上充饥，并且一充就是半个世纪；党和政府今天高兴了，喈来点残羹冷炙给你；明天呢？党和政府玩厌了你们，对你们又不关怀、不重视了，当初恩赐给你们的节日，岂不是还可以收回去。
被人卖了，还为人数钱的事听说过；被人卖了，还为人如此数钱的事，除了在这片神奇无比的土地上之外，还真没有听说过。狗……我真想开黄腔骂人。猪脑壳，贱奴才们，你们知道否，范长江，储安平，王芸生，田汉，老舍，傅雷，高勤荣，师涛，杜导宾，程益中，喻华峰等等等等，就是被党和国家如此“关怀”和“重视”掉性命，“关怀”和“重视”到铁牢里面去的。
党报喉舌们，你们还真好意思也把11月8日当作记者节，还真好意思在这一天“欢度”，感谢党国的关怀和重视等等。你们读过“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读过“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汴州做杭州”的古诗吗？你们还记得“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的职业良知吗？你们还知道“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有报格”的说法吗？
我还真闹不明白了：同样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同样披张人皮，同样吃喝拉撒，同样叫做记者、编辑，那做人的差距，他怎么就那么大呢？
1949年以前，媒体对于稿件受到检查等不满时，还敢于以“开天窗”的方式，表达默默无“文”的抗议，但是，1949年后的媒体呢？请看网上文章：如果在版面上留有空白、开个“天窗”，这就意味着对待上级审查的抵触和违抗，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久而久之，在新闻界“开天窗”一词便消失了，而“枪毙”之说却又悄悄地成了习惯用语。新桃换旧符，这究竟是否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倒难免让人困惑了。
1949年前的学校校长，报社总编如蔡元培、史量才等，当自己的学生、教师或记者、编辑受到流氓政府的抓捕、殴打时，校长、总编们往往挺身而出，极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学生，记者等。针对蒋委员长的威胁“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的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真是铁骨铮铮。可是，在中共治下的媒体，范长江，储安平，王芸生，等等受到迫害时，他们所供职的媒体，不仅没有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为营救他们而尽力，恰恰相反，而是配合着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成为暴政的帮凶。高勤荣，师涛，杜导宾，程益中，喻华峰等受到迫害时，他们所在的媒体倒是没有充当暴政帮凶了，但无一例外，没有哪家媒体能为、敢为自己的记者、编辑说一句公道话，也没有哪一家媒体的总编站出来为保护自己的属下做了该做的事，尽了该进的责任。我的经历，也是令人万分心寒的。我被特务下到大牢那天，毕节日报社那位姓刘的总编叫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把我套到那个总编的办公室，以便特务抓我。不仅如此，这个总编当时还让我“配合”特务的“工作”。据说，自从那年5月份特务开始跟踪我不久，这位总编就知道特务立案侦查我了。这实际上说明，这位总编也是李元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专案组成员之一。难怪，我已经出狱一年多了，这位伪总编，他连一句人话，也不曾对我说过。对比民国时期的总编，中共治下的所谓总编们，显得是那样的没有良知，是那样的下作，是那样的猥琐，是那样的令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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