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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姚監復文章：鮑彤回憶“廠橋舊侶” 姚監復文章：鮑彤回憶“廠橋舊侶”
二○○七年六月我在美國參加了在東岸普林斯頓大學、西岸加州大學兩地召開的反右鬥爭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海外歸來見到了鮑彤先生。七月十七日是在飯店見面。因為原來批准給我的到鮑彤家的「會友權」，沒有獲得批准，但願這不是對大陸參加反右學術研討會的學者們進行「清查」的信號。但是，我畢竟能繼續同鮑彤先生見面，體現了有關當局仍願表現和諧社會的形式，令人期望民主、自由、人權能有新進展。
鮑彤深情懷念遠方友人
鮑彤一遍又一遍地、一張又一張地凝視著我在美國拍的一些照片，他努力辨認照片上與我合影的人是誰。我故意不說出這些曾經在趙紫陽直接領導下同他朝夕共事研究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同事的姓名，我相信他會一眼認出「誰是誰」。但是，令人遺憾也令人難過，相別十八年的歷史滄桑，讓鮑彤竟然不敢確認照片上的熟人了，同他記憶中的當年形象大為不同了。他只認出或者是估計出一位老人：「這是蘇紹智。」而對其他老朋友、老同事都不敢確認，我告訴他以後，他還盯著照片上稍顯蒼老的人像問我：「這是嚴家祺？白頭髮的是高?？」「這是陳一諮？」「這是吳國光？」在看了兩遍以後，他又一遍從前到後重新翻看著、端詳著，仍然不相信十八年以後的照片上的「老人」是當年與他共事的充滿精力、熱情與幻想的中年學者。「這是誰？」「哦，這是……，你剛才告訴我了。」
鮑彤一點也沒有動盤中的食品，全神貫注地深情地一遍遍地看著照片上的昔日友人。照片上的遠方流亡者也真情地向鮑彤微笑著，我也轉達了他們對鮑彤的問候與祝福。照片，在此時此刻使遠隔千里的老朋友的心在交流。鮑彤盯著我的眼睛，嚴肅而動情地對我講：「你一定要寫一篇稿子。題目就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他以帶有希望的眼神對我講：「我真想有機會同你一樣飛過太平洋，在美國東海岸和西海岸來回穿梭，會見這些老朋友。」
鮑彤對我、也是對照片上的遠方朋友說：「我真希望在北京同他們見面。」但願奧運會的歷史機遇能讓鮑彤的希望成為現實，而不是一個夢想的泡影。
鮑彤回憶「廠橋舊侶」
我談到在美國東西海岸的大學討論「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舉行「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的情況。鮑彤不勝感慨地說：「什麼是反右？反右是中國領導人踐踏中國的法律，鬥爭中國的公民。毛澤東是主帥，鄧小平是次帥。已經過了五十年，還不准在中國大陸開會紀念！什麼時候，大陸也能開這樣的會，就好了，中國老百姓就自由了。」他說：「中國老百姓什麼時候得自由，最終取決於我們自己。」
我談到在美國的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等地的學術性活動中，遇到了嚴家祺、陳一諮、吳國光等多位學者、教授，他們都要我轉達對鮑彤的問候。鮑彤回憶道：「我們是廠橋舊侶。」
「廠橋？」我問道。
「廠橋不是橋，是中南海外西北方向的一塊地，五十年代那裡有華北局辦公的平房，後來歸中央辦公廳，蓋了個招待所。十三大前的『政改辦』（『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就設在那裡。人員是從各單位借調來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一通過，十三大一召開，除了繼續留『政改研究室』工作的人員以外，大家各就各位，回原單位。家祺回政治學所；一諮回體改所，國光回《人民日報》評論部。」
「吳國光後來繼續是『政改研究室』的成員？」
「是的，是特邀研究員。一九八六年我向人民日報請援，胡績偉和范榮康先生盛情送來了吳國光。但有君子協定，『只借不調』。一九八七年『政改辦』結束，我當然履行前諾。不過，『政改研究室』仍請他常來常往。所以他那本《趙紫陽和政治改革》，包括了十三大以後的一些史料。紫陽讚賞那本書，因為它記錄了一段歷史。」
我說：「我不認識范。」鮑說：「范先生是吳國光的導師，八十年代《人民日報》的副總編，五六十年代的主力記者，他的採訪基地在廠礦，不在農村，所以你感到生疏。范夫人是《人到中年》的作者諶容，子女是梁左，梁天，梁歡，該知道了吧！」我豁然開朗，知道了，也記住了。
我告訴老鮑，國光現在潛心學術，在加拿大一所大學任教。老鮑很贊成，說，學術是學者的本行，中國需要學者。
鮑彤呼籲：解除禁令
「前年劉賓雁患癌症，想回國治療未獲批准，不幸去世了。現在，蘇紹智、嚴家祺、高?、陳一諮身體不好，都希望回國治病(更正：嚴家祺沒有病，沒有希望回國治病）。但有關部門下了禁令，不准他們回國，或者只准回原籍。回到農村怎麼治大病？」我說。鮑說：「什麼年頭了！還不把禁錮流亡者的禁令解除？流亡是『悲劇』。陳一諮參加起草的三所一會『六點聲明』內容，敦促學生結束絕食，呼籲各界維護秩序，要求公開決策分歧，建議召開人大特別會議，都是愛國之論，哪一條算得上『罪』？碰上黑暗年代，愛國者們很容易被錯當罪人。一九八九年的『悲劇』，是過去的黨和政府的領導人製造的，流亡者，死難者，都是受難者。現在要構建和諧社會，就不應該『按既定方針辦』。維持那些親痛仇快的禁令，徒然叫腐敗分子稱快！」
為什麼不能讓這些年過六十的患重病老人回國治病呢？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方針也應當落實到這些堅持民主和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身上。
憶天涯故人的學者--嚴家祺
嚴家祺送我一個巴黎聖母院模型的微型紀念品，我轉送給鮑彤，因為我理解他們之間的友情很深。「這是天涯故人所贈」，老鮑說，鄭重其事收入口袋後，回憶道：「我認識家祺是在一九七九年初的務虛會上。他發言要求取消『領導職務終身制』，有些領導人批評他。家祺面對高壓，堅持自己的結論。在同年九月的建國三十周年理論座談會上，他重申前議，殷切之情，溢於言表。這一次，我和家祺編在一個組，他發言後，我響應。七年後，一九八六年九月，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決定成立辦公室，嚴家祺和我、周傑、賀光輝一樣，是辦公室的四個負責人之一，在紫陽直接領導下工作。三個幹部，一位學者，合作得很好，我自己深感受益。」
「打小報告是鄧力群的特長。一九八七年，鄧小平廢黜胡耀邦，發動反自由化，鄧力群認為機會到了，向中央告狀，說嚴家祺搞自由化，他怎麼能搞政治改革？鄧力群要求把嚴家祺調回社科院批判。紫陽制止了，說，嚴家祺在這裡工作得不錯，不能走。鄧力群沒有成功。
「一九八九年六月，『機會』真的到了。國務院委託陳希同向人大常委作『平暴』報告，無中生有，捏造了全部內容。其中說，嚴家祺是因為鮑彤向趙紫陽推薦而得到重用的。這個情報，純屬虛構。
「真相是，一九八六年九月，趙紫陽受鄧小平委託，準備向十三大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趙紫陽請胡喬木介紹一位有成就的青年學者參加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胡喬木提名社科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祺。在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趙對薄一波、胡啟立、田紀雲說：『辦公室需要學者，嚴家祺是位學者。』
「報上登出陳希同代表國務院欺騙人大常委的那個假報告時，我早已身在獄中，很為嚴家祺處境擔憂。我向專案組聲明，向趙紫陽推薦嚴家祺的，不是我這個囚犯鮑彤，而是鄧小平的助手胡喬木。胡喬木當時尚在，不難核實。」
鮑彤鄭重地對我說：「嚴家祺是一個沒有官氣，不追求權力與金錢的學者。他是一位書生氣十足的學者，絕不是政客。」
嚴家祺的「非程序更迭」預言
我告訴鮑彤，有人認為，嚴家祺研究「非程序更迭」，這刺激鄧小平採取了鎮壓行動。鮑說：「鄧小平是景崗山的老虎。套毛澤東的話，刺激是這樣，不刺激也是這樣。用鄧小平自己的話，大氣候決定了，小氣候也決定了，為了保衛一黨專政，反正鐵定鄧小平非調動幾十萬解放軍來鎮壓老百姓不可。」
「『非程序更迭首腦』是政變的主要形式。中國二十世紀史，可以說是首腦的非程序更迭史。這是嚴家祺從文革以來關注和研究的課題。鄧小平對這種研究無疑反感得很，那是鄧自己的選擇。政治家可以不喜歡學者的課題和觀點，但無權因反感而發動反人民的浩劫。對學生悼念耀邦，對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鄧小平統統反感之極。但是，無論學生，無論學者，無論趙紫陽，都毋須替鄧小平負擔罪責。大政治家應該百分之百對自己的獨裁行為負責。把鄧的罪惡歸因於學生請願、學者的議論、趙紫陽的抗命，無論道義上、法律上，都沒有根據。鄧小平自己明白得很，他是在悔愧交加中度過餘年的。」
鮑彤說：鄧小平晚年悔愧交加
我問鮑彤：「你怎麼知道鄧小平晚年悔愧交加？」
鮑彤哈哈大笑：「我可沒有刺探情報手段，也沒有捏造事實的本領。我只是以他女兒的語言為素材，用常識分析了一下。幾年前，他女兒在國外答記者問，說：『六四』，沒有經驗，死了人，是個悲劇。這種閱盡滄桑、老氣橫秋的話，哪裡是年紀輕輕的人所能想得出來的？恕我武斷，我認為這是女兒在復述老父病榻上的遺言。老人回首前塵，悔愧不已，女兒耳熟能詳，遇到採訪就脫口而出。『沒有經驗』，是愧；『死了人』，是悔；『悲劇』，是對六四重新定性。十八年了，定性相持不下。老百姓認為是領導人『鎮壓』，領導集團則倒打一耙，說是老百姓『暴亂』，『動亂』；後來又蓄意要人們在記憶中抹去，改口為輕描淡寫的『風波』。鄧氏父女的『悲劇』二字，倒是又準確又含糊，既有規定性，又有伸縮性，無論從哪方面看，不能否認是個悲劇。現在的領導人如能尊重鄧家的意見，把『風暴』、『動亂』、『風波』定性為『悲劇』，我看能夠得到相當普遍的認同，達成『悲劇共識。』」「既然是悲劇，就應該按悲劇來善後。」
「你說該怎麼善後？」
「我想處理善後至少要經得住歷史檢驗；要讓死難者靈魂得到安息；要讓受難者的親友和國內外的輿論能通得過。按『悲劇』定性『六四』，作為善後處理工作，這是構建和諧社會非走不可的重要而關鍵的一步。」
（本文中鮑彤談話已經鮑彤本人在二○○七年八月三日核對。--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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