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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要写《》
《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泽东当年为批驳美国政府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为新华社撰写的五篇评论文章中的第二篇。白皮书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这还要从白皮书出台的经过说起。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部重点介绍从1944年到1949年期间美国对华关系的报告书，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
这部报告书(即白皮书)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征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全书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收录在内的《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及《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共一千零五十四页，约一百多万字。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用五分之一的内容，介绍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五十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及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余五分之四的篇幅等于是文件汇编，收集了近二百篇美国政府官方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与对华关系有关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国总统有关的演说词、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的函件及电报、声明，以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协议、法案，也有相关的会谈纪要、任命、国民党和共产党发表的社论、声明和文告等，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派驻中国的特使及大使给国务院写的例行报告。
与白皮书同时见之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从这封信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谈到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使华的原因时，艾奇逊指出：“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将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之自由的条件；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不顾美国军事代表的屡次忠告，仍然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
在信中，艾奇逊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的无能，以及听不进美国的意见：“从1945年一直到1948年初秋，国民政府在人力和军事上较其对手具有显着的优势。的确，在那一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的援助，他们遂能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大部分。到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时，国民党在军事的成就上和领域的扩张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然而其后一年半的事实显示，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国民党曾于1946年不顾马歇尔元帅的警告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马歇尔警告说，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最后并将摧毁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对军事情况的估计，比这更完全地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实。”
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其二，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其三，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爱好者的形象。
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包括那些美国政府内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对白皮书的发表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
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共产党面对白皮书的反映。
白皮书里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的，特别是司徒雷登有关中共方面的片面的报告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紧接着，在从8月14日到9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关于为什么要围绕白皮书展开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在他的第四篇评论文章《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做了明确的阐述：“现在全世界都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军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的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毛泽东认为，通过对白皮书的讨论，人们可以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等，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因此，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
可见，毛泽东在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多达21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方面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一方面进一步激发解放区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资料图片)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司徒雷登的评价呢？
关于这个问题，只要认真读一下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并回想一下司徒雷登回美国之前与共产党代表的来往，答案就比较清楚了。
《别了，司徒雷登》全文共三千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有三段，字数不足五百，约占全文的六分之一。
第一段在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驻在中国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刻，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毛泽东在这里着重论述了美国之所以挑选8月5日这一天发表白皮书的原因，并指出司徒雷登是美国政府的代表，虽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执行着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
从第二段开始，在连续十四个自然段中，毛泽东再也没提“司徒雷登”这四个字，而是将矛头直接转向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一桩桩、一件件地揭发抗战胜利后美国如何出钱出枪，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事实，对艾奇逊致杜鲁门信中的观点展开进一步的批判，从而教育人们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真相，不要再对美国抱有幻想。直到全文快结束时，为了扣住文章的题目，毛泽东才重新将话锋转回司徒雷登身上，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唤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泽东用这两段生动的文字既直白而形象地描绘出了司徒雷登离华时的尴尬与无奈，也影射和讽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同时还明确地表达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个人的看法，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
但读者不要忘了，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时间是1949年的8月18日，而就在两个月前，当毛泽东得知司徒雷登打算到北京拜见中共领导人，以便共同探讨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时，还宣称他“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为什么在短短两个月之后，司徒雷登在中共眼中的形象就全变了呢？答案很明显：司徒雷登其实是在替美国政府担骂名。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与其它几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一样，它的真正的批判对象是美国政府，以及白皮书的炮制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当然，凭着司徒雷登是内战时期的驻华大使，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再加上他个人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使毛泽东对他进行更为严厉的批判，对他来说也不冤枉。但毛泽东对他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因为司徒雷登个人毕竟对中国还是有感情的，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毛泽东其实也明白，司徒雷登最终未能北上，责任并不在他个人。
许多事实表明，共产党的领袖们对司徒雷登一贯给予了比较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与到北京访问的原国民党粤军元老陈铭枢谈话时，不仅对司徒雷登在日本占领时期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及数十年来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就表示赞扬，还对他寄予了“最重要之希望”。从国与国之间的长远利益考虑，中共领导人表示“希望今后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在中国之反动政府；希望美国能按照罗 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如果美国将来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会以同样友好回报。而这一切之实现就有赖于司徒先生回国的努力了。”
周恩来也曾对司徒雷登的历史功过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司徒雷登个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既评估个人品德亦衡量权力影响。当然，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执行其政策的政府人员。但是他在被日本人拘禁时期所表现的个人品德是值得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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