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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挨打很难说活该,也很难说不活该 阎崇年挨打很难说活该,也很难说不活该
西风独自凉
重庆晚报10月7日报道: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历史学家阎崇年近日赴江苏无锡与读者交流,被惊爆在签名互动中遭遇暴力袭击,不仅挨耳光还被辱骂为“汉奸”。
因观点不同便暴力相加,怎么看都很可悲。但,这同时也反映出大陆严重缺乏思想交锋的公共平台,《百家讲坛》只是一味灌输,没有争鸣的余地,读者的愤怒无处发泄,惟有逮着机会就报以一记响亮的耳光。这记耳光实在是打在了媒体垄断体制的脸上。
阎崇年脱离“汉本位”解读清史本可令人耳目一新,但其分析历史问题总是以强权为基准,甚至认为“清兵杀入关内掳掠,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令人瞠目结舌。《百家讲坛》热衷于鼓吹复古、美化皇权专制,辛亥革命、民国历史都是禁区,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一类的常识教育更是敬而远之,阎崇年、于丹之辈投其所好,成为《百家讲坛》愚民教化的生力军。
媒体列举了一些阎崇年的语录:“1、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2、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
如果恶名昭著的“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那么,文革时期给“牛鬼蛇神”剃“阴阳头”,岂不是组织上对个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的文字狱又岂是轻描淡写的“历史局限性”所能涵盖?阎崇年当年受当局迫害,被下放劳动,也算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饿其体肤”?
中原人民受剃发易服之苦久矣!早在宋朝年间,屡犯中原的金朝女真统治者在服饰、发型这一方面,便施行了“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的严酷政策。金太宗于1129年6月严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以致“生民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
布匹涨价,草民没钱更换汉服连门都不敢出!做个安稳的奴隶都不容易啊。明末清初,在双方反复争战的地区,被迫剃发的汉民常被明军杀死,以冒充敌军首级去报功请赏。悬军皮岛的毛文龙,就杀了不少剃发的汉人向朝廷邀赏。一时间,普通百姓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剃发与否都在劫难逃。
清顺治二年(1645年),见局势得到控制,多尔衮颁布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特别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中原人民奋起反抗,直接引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接着是满清铁骑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四川。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经过37年的东征西讨,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素称“天府”的四川“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全国人口从5165万减至顺治年间的1900万,“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有血性、敢反抗的汉人几被杀尽,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
旧社会的手艺人中,理发师傅常被称为待诏,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奉旨剃发蓄辫”。民族文化的交流形式倘若如此血腥,不如老死不相往来!
至于说文字狱“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更是大谬不然!以此类推,新闻不自由、网络封锁都师出有名了。在答《兰州晚报》记者问时,阎崇年回答得就更为露骨:文字狱“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封建王朝打压异己、扼杀进步思想的文字狱,以满清最为惨烈和变态: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雍正在位十三年,大规模的“文字狱”有20多起;乾隆刚即位时,为笼络人心,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的“请宽妖言”,根基一稳固便大开杀戒,在位六十年,制造了130多起“文字狱”,比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的总和翻了一倍多。马屁拍得不够漂亮都难逃厄运:江湖郎中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满清天长日久,言辞肉麻得无以复加,惟独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因此,“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
1711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著的《南山集》被人告发,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暴虐事迹,康熙下旨将戴名世处死,为其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的同乡方孝标已死,仍被发棺戮尸。1733年,雍正下诏征举士人,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应者廖廖,不得不草草收场。“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诗句作者是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且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文字狱往往是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妻、孙辈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甚至一些疯子的胡涂乱抹也被定为“逆案”,牵连甚众。
到嘉庆年间,读书人的脊梁早被文字狱打成了几截,龚自珍哀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乾隆“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的气氛,令人想起后来的毛泽东请蛇出洞的“阳谋”。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从乾隆那里获取了灵感也未可知。“反右”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即为文字狱的回光返照。
满清文字狱制造的一潭死水似的稳定,彻底扼杀了整个国家的活力和思想的进步,近代的落后与挨打实在是这种野蛮统治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不仅满清,整个帝王统治下的中国历史,不过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只有程度的差别,本质上没有不同。阎崇年以强权为基准解读将文字狱推向顶峰的最黑暗的满清王朝,难免错谬百出。
不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对阎崇年亦不例外。个别读者以暴力对待不同观点,也是文字狱心态的一种折射。
《自由圣火》首发,原标题:从阎崇年挨打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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