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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独立路线图》
目 录
西藏独立路线图 1
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2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2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5
3. 预期的自我实现 7
4. 中西民间的交恶 9
二、 帝国政体的困局 11
1. 当“反分裂”成为饭碗 11
2.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12
3. 西藏问题何以无解 14
三、 西藏如何走向独立 15
1. 流血与独立 15
2. 西藏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17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19
4. 中国难以避免陷入内乱 20
5. 决战在西藏 21
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这个路线图从分水岭出发。在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前，我从未认真地对待过西藏独立。这个事件是一个分水岭，让我第一次正视西藏有了实现独立的可能。如果说此前西藏独立只是梦想的话，此后西藏独立却浮出现实的水面，进入了目力所及的视野。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权力体系中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的中国，一直是身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形象。近代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那段屈辱，却很少有人去想中国也曾是一个帝国，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进行过巨大的疆土扩张，虽有过被其他帝国打败和瓜分的屈辱，但至今仍然继承着相当一部分帝国遗产，包括西藏在内。
今天，西藏领土占帝国版图的四分之一，西藏问题在帝国政治中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党政权力体系中有诸多部门与西藏有关，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部门有如下十三个：
1、 西藏自治区
2、 青海省
3、 甘肃省
4、 四川省
5、 云南省
6、 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
7、 中共统战部
8、 公安部
9、 国家安全部
10、 军队
11、 武装警察部队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3、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这些部门都设有专门处理西藏问题的机构，有一批长期甚至终生行使这种职能的官僚。除了这十三个部门，还有以下十一个虽不直接涉及西藏，同样担负“反分裂”职能、设有反分裂机构与人员的（省部级以上）部门：
1、 中央政法委
2、 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
3、 新疆自治区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 内蒙古自治区
6、 外交部
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8、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9、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10、 香港中联办
11、 澳门中联办
加在一起，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具有“反分裂”职能的部门共计有二十四个，乃是一个相当大的集团，拥有的权力、人力和资源非同小可。在处理这次西藏事件中，他们是一个联盟，主导了整个处理过程。这一点与毛时代和邓时代不同。当年无论是对西藏实行“统战”或“平叛”，还是“拨乱反正”或“戒严”，都是权力高端决策，官僚集团执行。而这次西藏事件，权力高端基本无所作为，完全由官僚集团自行处理。
这不能简单认为只是高端下放权力。实际上，拉萨事件发生的当月，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在老挝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时呼吁，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施加他的影响平息西藏事件。这种前所未见的说法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的新思路。然而此后不再有任何下文，“反分裂”官僚集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今日中共政权处理西藏问题，不仅不需要权力高端进行决策，甚至即使高端进行了决策，若不符合官僚集团的意图，也不会生效。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成为今后的定规。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容后再述。
在权力高端能够独裁时，一方面会有专横、粗暴乃至荒谬，另一方面也存在高瞻远瞩、拨乱反正、突破和变局的可能。二者只是一步之遥，有时就在于当权者的一转念。而当官僚集团成为主导时，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戏剧性，而是落进明确的规则框架。官僚集团是一种互相牵制、按部就班、墨守陈规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是一个利益主体，如果由它控制决策，所有决策都必须符合其自身利益。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官僚集团就成为破坏者，不仅破坏民众利益，也会破坏它本当为之服务的统治目标。“反分裂”官僚集团正是这样，在它按照自身利益去驱动“反分裂”的行动时，结果是把中国推向更危险的分裂。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这次西藏事件的脉络。
类似拉萨的“3.14”街头抗议和暴力事件，其实在中国内地屡见不鲜。内地处理事件的方式已经很糟，但如果对“3.14”事件采用与内地同样的方式——新闻封锁、大事化小、不激化矛盾、镇压加安抚、在下级官僚中抓替罪羊以平民愤等——很可能就不会发生随后波及整个藏区的连锁反应。然而对西藏问题，官僚们却不会有这种平常心。因为首先西藏被世界关注，事件会引发国际舆论；其次西藏动乱会使当过西藏主管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难堪，层层官吏都怕被怪罪；其三，既然官方多次宣布“西藏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出了这种自打耳光的事必须自圆其说。在中国官场，如果是由少数个人或单一部门承担责任的事，可以通过找替罪羊的方式处理，官僚之间的竞争也容易导致落井下石。然而西藏事件不是西藏一地之责，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功夫之后，仍然出现如此规模的民众抗议，仅凭常识也会知道是治藏路线的失败。然而治藏路线是由众多部门共同推动和执行的，承认路线失败，十三个涉藏部门都脱不了干系，其他的“反分裂”部门也会受连带影响。这种责任是整体性的，面临的问责也无法靠官僚之间的推卸化解得了，诸多官员的仕途前景都会受影响。因此，“反分裂”官僚们必须团结起来，结成联盟，共同行动，帮助西藏的官僚推掉责任，才能让他们一块得到解脱。
责任如何推卸得最彻底？可想莫过于推给“达赖集团”。因为不管什么理由，只要是出自西藏本土，就免不了官僚自身的责任。只有把责任推到境外，才能让自己完全无关。西藏自治区当局在拉萨事件发生当天就对新华社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这种宣称立刻被所有涉藏部门和反分裂部门当作统一口径。虽然他们至今也不能把“足够证据”展示于世，可见只是推卸责任的谎言。然而官僚们并不在意能否拿出证据，他们的目的是在第一时间主导舆论。这一点的确是被成功地做到——他们的谎言立刻变为中国舆论的众口一词，成了一种不容置辩的话语模式，起到了诱导和迫使社会（包括权力高端）遵循同样口径的效果。
起点决定走向。起点失之毫厘，结果差之千里。这种出于推卸责任的官僚口径，决定了后续行动的框架，也决定了事态发展的走向。譬如3月14日拉萨发生闹事的区域曾出现数小时放任状态，外围已经集合的军警不进入，不行动，任凭暴力行为升级。很多人对这个奇怪现象困惑不解。在不同版本的解释中，我比较倾向于这种做法是为镇压“培育”理由，以及为了拿到“宣传攻势”所需的电视画面。一方面把摄制组部署进闹事地点完成拍摄需要时间；一方面暴力不受抑制时会不断升级，可以给镇压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也容易拍到更有烈度的暴力画面作为证据。如果从闹事初起就动用警力控制，事件规模会小很多，有利全局，却不利相关官僚。因为事件既已发生，在较低烈度时镇压会引起非议指责，包括北京也可能不满，既不能让官僚有效地转移事件责任，还可能增加处置不当的罪名。因此他们宁可按兵不动，让事态扩大，等待事件达到充分严重的程度，可以被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之时，再进行镇压。那时外界无法指责，北京也难以怪罪。
这就是专制制度的特点——权力体系中每个角色都把自身利益置于核心位置，以个人得失决定行动。官僚为了个人算盘，宁可把事情推向恶性发展的方向，不管会造成什么恶果。回顾此次西藏事件的脉络，从拉萨僧侣的和平请愿，一步步发展成遍及藏区的动荡与镇压，以及扩大到全球的抗议和反抗议，很多环节都有这个因素在起作用。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3.14事件发生后，官僚们首先要向政权高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证明镇压的必要与合法。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先发制人，利用一切舆论手段进行频繁的信息轰炸；同时封锁现场，阻断信息，不让对手掌握不利自己的证据，由此达到垄断舆论的目的。与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事件时媒体几乎不报道，更少见诸电视画面相比，这次对拉萨出现的暴力却一反常态，十几个小时之后就通过电视新闻把画面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密集播放藏人对汉人的施暴，不谈事件起因，单一地表现成藏人攻击汉人（尽管存在这种攻击），归咎于境外操纵的分裂，由此煽动汉人针对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对立是一个国家发生分裂的根本原因，本是首先应该避免的分裂，然而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却在此次西藏事件中一手制造这种分裂。他们不是不知道后果，而是十分明白地就是要利用这种对立，需要的就是这种后果。只要煽动起中国主体族群——汉人的民族情绪，形成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就可以让他们躲在后面，不但可以避免来自民意的质询和追究，还能借助汹涌的民意把权力高端纳入他们的轨道。任何对阴谋论的怀疑，对己方的检视，力图温和的处理方式，缓和矛盾的用意，都会在激愤的民意威慑下无法伸张，只剩“反分裂”官僚的谎言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不断放大，裹挟所有声音和行动。
这种宣传不会平息事件，反而是火上浇油。一九八零年代的藏人抗议局限在拉萨，这次却遍及整个藏区，其中电视是重要原因。当年少有的电视现在普及到各个角落。虽然藏人攻击汉人的画面可以让汉人认同对藏人的镇压，但是对藏人的效果却相反。各地藏人在日常生活中积淀的不满，很容易被直观的电视画面引发出来。可以说，电视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引发藏区抗议的动员令。作为藏人，不但理解和同情拉萨街头发生的行为，有些人还会被电视内容误导，认为应该用同样行为表达不满。藏区个别地方发生针对异族的暴力事件，正是在看到拉萨街头的电视画面后。当局把藏区各地同时发生抗议作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证明。其实哪里需要组织、预谋和策划，让各地藏人同时看到拉萨人已经起来的活生生画面，就足以让他们同时走上街头了。而这个动员令，正是当局自己发出的。
另一方面，单方面取舍材料、不探讨理由只渲染现象的舆论煽动，把事件片面表现为藏人对汉人的无端仇杀，造成的结果是汉人与藏人的种族切割。近年汉人对藏文化表现出的向往和亲近，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变成了对藏人整体的畏惧和仇视，把藏人视为恩将仇报的民族。互联网上充斥中国愤青对藏人的狂热辱骂。对藏人的排斥成为中国社会弥漫的风气。到处发生对藏人的歧视与不公。机场、旅馆、各种检查站，只要见到藏人，即使是位居高官者也免不了侮辱性对待。甚至藏族儿童在学校也受汉族同学欺侮。这种出自汉人的整体敌对，把藏人整体推到了汉人的对立面。出于对官方宣传的反感，藏人对官方言辞一概抵制，同时也对汉人的仇藏还以相反的仇汉。可以说，从这次事件后，汉藏之间已经形成了以血缘划分的种族对立。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随后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本无民族区分的藏族孩子从以往为中国加油变成每见中国失掉金牌就欢呼。孩子的变化，正是预示西藏问题的长远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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