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坚

   2008年注定是一个经常被后人提及的一年。不仅是在这一年里美国选举出了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而且因为追求无限度致富、扩张的美国梦正在破灭，世界将因此而走上反省扩张型发展模式的道路。[附注：如果对上述这段表述不理解、不认同，可以去看看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新欧洲梦》。]

   对于中国的政府和民众来说，2008年是一个中期考验的开始。延续了多年的经济非理性繁荣期结束了，外向型出口和房地产泡沫拉动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停滞的泥沼。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智囊们可能尚未真正意识到未来所面对的形势有多么严峻——这种严峻的挑战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而且同时出现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和价值观层面。

   中国30年以来的开放得益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其中的主导思想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接下来的经济危机将会打碎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描绘的美丽幻像——这是与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导致共产主义理想幻灭相似的巨变。奥巴马的上台预示着经济全球化的逆动，贸易保护主义将在新的形式下再现。如何在“去全球化”的背景下继续着中国的致富之梦，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考验。

   固然，中国政府手中的2万亿美元存汇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底气，希望通过大规模公共建设带动经济增长。2万亿的铁路建设、5万亿的交通建设，以及更多万亿等待出笼的建设、投资计划无疑将会在未来几年为中国政府提供漂亮的GDP数据。但是这样的投资如何造福于普通民众而不再成为新一轮“富官运动”，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此，引述写于一年前的《浅议当前的通货膨胀与“从紧”货币政策》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建议，我们认为政府应该从‘限富’、‘济贫’两个方面展开行动。在‘济贫’方面，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国有股全流通，国有股收益全部划归社会保障基金；强化社会救助机制的力度和覆盖范围，尽速建立（有效的而不是流于口头宣传的）廉租房机制和基本卫生保健机制；加大义务教育投资，使得义务教育真正成为政府的义务。在‘限富’方面，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强个人资产监管，硬化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具体措施，开征股票和房地产增值税；加强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审计，压缩地方政府开支、惩处热衷于形象工程的地方政府官员；土地转让权收归中央政府，切断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放商的利益关联，清查土地市场的违规交易。”

   中国社会的运作规则是政治因素决定经济运作——政府的利益取向决定着经济的运作方式，因此相较于经济层面，中国政府在政治层面上所面临的考验更为关键。我们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将进入到利益分化显现的时期，这种分化的力量来自内外两个方面。

   从内部来看，随着外贸出口和房地产市场停滞，将会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从而促使以农民工、复员军人和失业的学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利益相对受损阶层的利益诉求渐趋活跃。如果这种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外界的资助，可能将导致政治性组织的出现、从而培养出毛泽东式的人物；如果这种利益诉求既得不到外界的资助、又遭到政府的强力压制，就会转化成为隐匿的黑手党式组织。

   从外部来看，一旦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完成“从注重全球化到注重本土化”的转向、并且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中脱身（如采取联合国托管的方式），就会在“贸易公平”和“保护人权”的旗号下加大对中国的软性围剿。这种围剿将不再局限于政治-政府层面，而会扩展到经济层面——具体方式可能包括投资转移、贸易替代、关税壁垒与知识产权打压等。或许对中国政府来说，美国陷入危机未必是坏事、美国走出危机未必是好事。

   作为对上述可能前景的回应，我们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应该采取内外两个方面的应对策略。

   首先，加大经济转型——从外贸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其中的难点是如何开发出新的需求——即如何让那些有消费欲望而无消费能力的群体具有消费能力，这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

   中央政府领导人所面对的现实困境是：缺少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培养了一个骄狂的官僚集团，他们在与企业家和民众的三方博弈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权、攫取了过多的利益；政府公司化的内在逻辑使得政府越来越失去民众的信任，温总理的眼泪也越来越难以打动民心。为了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中央政府领导人必须正视“开启有限度的民主化进程”的诉求——用民间的力量牵制以官僚集团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抵抗。如果中央政府领导人能够主动顺应民意，接下来的变革将会是类似于1978年的“和平、渐进的改革”；否则，将会是类似于1912年和1949年的“暴力革命”和“改朝换代”。

   其次，加大在国外的投资力度、开发新的外贸市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导致与发达国家产生利益冲突，当冲突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战争威胁或者战争将成为无法避免的真实选择。我们预计，若干年之后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将需要考虑以谁为盟友——美国还是俄罗斯。

   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变化虽然可以应对中短期的考验，但是对于长期的问题（如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以及政府管治正当性问题）则不仅仅需要外科手术式的应急变化，更需要对扩张型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建立在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价值扭曲之上的“超常规经济发展”难于持续，对扩张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执着将会让中国在并不遥远的将来遭遇到“生态崩溃”和“道德崩溃”的双重打击。

   当今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普遍存在着唯“美”主义倾向——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以美国的模式、美国的价值观作为唯一的参考目标。然而，在一个资源匮乏的时代，美国模式、美国价值观所内生的高度扩张本质，对于人类共同体来说，是诱发战争与灾难的根源。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们需要尽快从“美国梦”中走出来、到“新欧洲梦”中找寻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008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