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结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带有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家流派，他们自称“愤怒的青年”。“愤青”派作家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毕业于普通大学而不是牛津、剑桥之类的名校。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直言不讳地抨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阶级偏见，蔑视英国的现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伪善与平庸。他们有的还以自己的下层阶级生活方式为荣，向中产阶级的妄自尊大与装腔作势提出挑战。他们的出现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挞伐, 他们以其正义性的英勇斗争激励着全世界青年。

   1985年8月15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在甲级战犯供奉到靖国神社以后，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这一天起，中国也出现了“愤怒的青年”。随着日本首相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的闹剧愈演愈烈，中国“愤怒的青年”和“愤青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很显然，英国的愤青针对的是本国政府，而中国的愤青针对的却是日本政府。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政府自己。因此，中国的愤怒的青年，是愤怒的、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

   但是，伴随着“中国愤青派”的出现，另一种声音以及他们的派别也甚嚣尘上。这一种声音和派别就是“过度理性派”，当然，他们自称为“理性中国派”。他们认为不应该纠缠于中日间过去的鸡毛蒜皮的陈年旧帐，要眼望中日友好的巨大利益，他们中一些“杰出的”代表还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模式提出了一个中日关系新思维理论，这个新思维认为，如果早在20世纪就建立日本人设计的“大东亚共荣圈”将会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福祗。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什么新思维，而是二战期间所有汉奸的旧思维。

   我们不否认经济一体化理论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福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福利而对日本政府所做的有害于中国民族情感的事情缄口不言。我们更不能容忍中国的“过度理性派”根据他们的所谓“理性”对爱国青年的攻击。当然，我们也知道，“过度理性派”的攻击对“愤怒的青年”是完全无效的，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低估由于他们占据了宣传和理论的有利地形而形成的对社会正气的巨大的削弱能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应对中国的“精神性集体阳痿”的症状负责。因为在他们的过度理性的影响下，一些被他们的过度理性蒙蔽的中国人开始无视中国的抗日战争史而向“中国愤青派”的爱国青年质问诸如“你们为什么要反日？”这样完全丧失民族情感的弱智问题。

   一个过度理性的人，会被这种过度的理性扼杀了情感。过度理性的人其实是一种超理性型忧郁症病人，他们永远只信任自己的理性，他们以“现实”的“个人利益”来考虑一切事物，一旦与现实和个人无关、相互抵触，他们的反应永远是“不可行”。这种“超理性型忧郁症”是导致“精神性集体阳痿”的罪魁祸首。人的情绪必然跟着信念而行，当一个人的生命、理性都在大呼“不必要”和“不可能”时，情绪当然会变得忧郁沮丧、无力痛苦，“阳痿”也就产生了。当然，阳痿也有完全是生理原因的，但是来源于过度理性的精神性阳痿却是占绝大多数的。过度的理性，会将来自内在的冲动统统封杀。表现在中日问题上，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把靖国神社、教科书以及钓鱼岛问题与中国联系起来，因此，如此的过度理性，使得他们再也激动不起来了。每一种生命困境肯定都有出口，但是过度理性的头脑，将可能的出口都堵死了，因为那种对生命的无力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集结了强大的忧郁情绪，将人卷入无底的深渊。

   过度理性是无法行动的。这正是“愤怒的青年”对“过度理性派”展开批判的逻辑起点。

   “愤怒的青年”认为过度理性造成的无法行动的根源在于，过度理性不能容忍扰动项（perturbation）的存在。因此对于所有可能因为扰动而出现的结果，很容易倾向于拒绝接受，进而以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看待事物因扰动所发生的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他们在看到这些事情之后，反而表现得超级适应，过度理性，好像事情是发生在别国而与中国无关一样。他们之所以过度理性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设限。而当凡事过度诉诸理性就会忽略个人的预感、直觉和理想。

   过度理性派的这一切都招致了“愤怒的青年”的猛烈批判。愤青从本质上是从属于后现代的，因为他们都多少带有反对“过度理性”的“反现代的意味”。他们强调丢弃过度理性、抽象、冷漠的思维倾向，主张带有激越的情怀去认知世界。所以，愤青很愿意对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表白，这个表白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行动的。他们一路咆哮、张扬荣耀；热情地裸露沸腾的不羁血液，努力冲破城市过度理性的束缚枷锁，追寻每个人心底最初的自由意志。

   “愤怒的青年”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缘角落跻身中心论述的地位，挑战过度理性化的组织生活方式和过度理性化的思维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