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6日早晨一上班，香港《太平洋》月刊的社长、总编辑欧阳劲先生就在我办公室门口等我了。

   我领欧阳劲先生到文学院的草坪大树下的石栏杆边的石凳上坐下。他看到我们身后有几个晨读的女生，他很紧张，对我说：“这里说话不方便吧。”

   我笑起来，对他说：“我的观点和行动都是公开的，我都不怕，您怕什么呢？”

   他说：“这正是我们感到奇怪的地方，你的文章、你的新民党、你现在的状态，都让我们觉得很目眩。您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还是安全的吗？”

   我说：“这很简单，我的文章不是写我的心声，满满地写的都是人民的心声。新民党也不是我组建的，而是苦难的人民自己成立的党，只是请我做了代言人而已，我乐意为大家服务。另外，中国新民党的目的在于终结独裁，实现民主多党竞选，但是不是要消灭共产党，只是想和共产党一起接受人民的选择而已。您说，中共有什么理由对我们打压、镇压呢？如果对我们的镇压，不是反人民是什么呢？不是与人民为敌是什么呢？”

   他问：“我们很多海外朋友觉得这轮新民运来势迅猛，而且与前面的民运，包括89年的民运有很大的不同，您认为是这样吗？您认为这轮民运有什么特点呢？”

   我回答：“中国民运分为四种，第一种叫铁窗民运，如徐水良先生、任畹町先生、刘晓波先生等；第二种叫文化民运，如余杰先生；第三种叫海外民运，如王军涛先生、伍凡先生；第四种叫维权民运，如我和中国新民党。”

   欧阳劲先生问：“这四种民运的特点分别是什么呢？您属于哪一种呢？”

   我答：“铁窗民运的主要观点是任畹町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把中共牢底坐穿可以使人民觉醒；文化民运，其实就是民主启蒙，倡导者认为民主必须先从意识上入手解决；海外民运情况比较复杂，是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而组成的多个团体。他们的任务是声援国内的一切民主运动，向民主制度国家的领袖、政府和其他组织要求促进中国的民主发展。我提出的维权民运，昭告只有终结独裁、实现民主才有可能解决人民的实际维权，所以，维权必须和民主相联。”

   欧阳劲先生说：“是的，我们发现了这一轮民运的这个特点。你能再具体地谈谈吗？”

   我说：“我是89六四学生，当时我在街头游行的时候，有工人抱怨说，你们游行挡住了我们上班的路，我们就没有工资没有奖金了。其他同学听到这样的话，就抱怨人民群众不觉悟，但是我心中一懔，这说明我们超前了，人民没有跟上，或者说，人民还没有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我们这些大学生却有了。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大学生怎么能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呢？所以，最后中共以人民不答应的借口镇压了89民运。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人民的苦难指数已经高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一次性买断工龄、企业军转干部、经租房问题，高物价低收入问题等等，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人民现在已经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相反，大学生们已经完全不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了。现在，我们接受1989年脱离人民群众的教训，我们的民主思想必须接受人民的选择，努力做人民的代言人！只有当民主思想和人民需求完全吻合的时候，人民才是真正推动民主革命的强大力量。”

   欧阳劲先生问：“我们注意到您以前是以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活跃在国内国外的政治舞台上的，现在以民主主义的身份出现，我们有些感到突然，请您解释一下。”

   我回答：“是的，我被南方都市报评为两个著名的反日愤青之一，还有一个是冯锦华先生。愤青就是愤怒的青年的缩写，是指那些对看不惯之事之人会产生愤怒之情的人。我看不惯日本一直霸占我钓鱼岛，所以我成为民族主义愤青，但是我也看不惯独裁专制对我本人和人民的迫害，所以我成为民主主义愤青。单纯的前者也叫爱国人士，后者叫民主人士，这两者的结合，叫爱国民主人士。这三个情况，有一个递增关系。例如，爱国人士未必是民主人士，但是民主人士都在某一个层面上也爱国，而爱国民主人士，则在两方面都非常杰出。我想，从我走过的路，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的。我现在既要爱国，也要民主！但是，我的爱国民主，爱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民主也是理性的。”

   欧阳劲先生问：“和你谈话很愉快和轻松，这和我与其他海外民运人士谈话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谈到中共的时候过于紧张。消灭、推翻、颠覆之语不绝于耳。而您却丝毫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我笑着说，“这是两种情怀的问题。海外民运的朋友分为两批，一批是四五运动后被逮捕、入狱，刑满释放后出国的朋友，如徐水良、魏京生，另一批人员是八九运动后躲避打击或刑满释放出国的朋友，如吾尔凯西、王军涛、王丹。他们出国时的中国社会的总情势和现在相比，当时的中共呈现出强压的态势，这是造成他们心情紧张的重大原因之一。但是，现在中共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上已经焦头烂额、捉肘见襟，强势不在，已成惊弓之鸟。所以，我们的新一轮民运，不是以消灭中共为旨归，而是以揭露其管理之无能、统治之非法为核心。换句通俗的话，就是我不杀你，但是我羞死你。我不亮剑，但是我把你执政上的问题端出来给你看，端出来给人民看。让大家看看，你懂不懂管理、会不会执政。如果人民用苦难生活，证明了你不懂管理不会执政，那么你执政还怎么能执政的下去？如果人民因为你不会执政，而进行维权，你的子弹怎么能打到人民的身体上呢？”

   欧阳劲先生笑着说：“我在海外很多年，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思维，很好，很智慧。”

   我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不要消灭共产党，相反我还要保全共产党。中国新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是敌对关系，而是竞选关系。当今世界，凡不是经过人民的票决上台的执政党，其执政行为都是非法的，因为，他无法代表人民。不能代表人民的执政党，就是专制独裁，就是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这就是问题的要害。”

   欧阳劲先生问：“中国新民党在两会期间和奥运期间有些什么具体的行动呢？”

   我回答：“中国新民党不会有什么行动的，但是，我想人民却是会有很多行动的。两会、奥运是国家最重视的两个大事情，其实维权访民的生活之事比这两件大事情还要重要五倍。所以，广大维权访民想通过这两个大事件，让胡主席和家宝总理重视本该更重视的人民生活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如果胡主席和家宝总理解决了这个比两会、奥运重要五倍的人民生活问题，人民就不会到北京，最多也就是在家看看电视新闻品头论足一番了。”

   欧阳劲先生笑着说：“是的。你说的对！”

   我又补充说：“另外，中国的访民喜欢进京上访，我认为是他们爱戴胡主席和家宝总理的表现。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在城市和省份的共产党是坏的，而中央是好的。如果中国人民认为中央也是坏人的话，那么中国人民才不想到北京去上访，而直接到南京来找我了。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人这样做的道理就是认为皇帝是好的，皇帝会主持公道的。现在，胡主席和家宝总理就是好皇帝，应该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只有把人民的问题解决好了，人民才不会沦落为维权访民。在民主制度的国家里，两会只是个政治娱乐节目，而奥运是体育娱乐节目，谁会拿这两个娱乐节目说事呢？现在，如果中央不帮人民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相反却用国家机器进行围追堵截，那结果就不只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问题了。那一定是贪官、皇帝一起反了！”

   我们又聊了一会非政治的问题，然后欧阳劲先生帮我拍了两张照片，立即告辞回去整理我们的这次谈话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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