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极权统治遭遇的两大挑战都是因为对亡者的悼念。一是1976年因悼念周恩来而引发的四五民主运动，另一是1989年因悼念胡耀邦而引发的六四民主运动。

   这两次民主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历史上所有的民主运动都是一个“民主总力量汇聚”里的一个环节。民主运动中的所有失败，都将愤怒、激情和斗争智慧作为重要的遗产，被下一次民主运动继承和运用。

   所以，民主运动的力量越来越强，手段越来越多，政治智慧越用越好。而专制，作为民主的敌人，则越来越弱，手段越来越少，越来越白痴。

   21世纪，专制的唯一武器就是“杀人”。而中国人民早已不怕死了。在专制主义下，中国人民生不如死。数千年来，中国人民的要求不高，只求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但是，现在共产党执政当局，却搞得民不聊生。在这样一个生不如死的社会里，《老子》第七十四章有句话说的很贴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人皆有求生之本能，人皆有避祸之天性。为何人民会“不畏死”呢？很显然，人民有比死更畏惧的东西。孟子说：“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死有所不避也”。也就是说，当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压迫已经到达了让老百姓宁可死也不愿意承受的地步，那么当然就“民不畏死”了。

   数千年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比死更畏惧的东西，是专制，当今也不例外。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以死抗争”、“民主革命”会成为永远时髦的词汇了。

   其实，统治者对于民众的治理，不外乎“恩”、“威”二种方法。

   治理天下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以百姓心为心”，这就是“民主”，这就是让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有了这个“百姓心”作竞选基础，执政党才有“威”的施展余地。“威”是建立在老百姓用手里的选票表达对执政党的“信”的基础上的。

   如今之中国，极权统治者在没有“百姓心”的情况下，不“恩”却“威”，这能吓到谁呢？只能吓到那些甘于被专制极权统治的“奴才”而已。

   对我们这些内心要求民主，而外在却时刻感受专制压迫的人来说，不民主勿宁死。入狱、被杀，是所有民主人士的必修课。人，总是要死的。为了民主而死，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何尝不是一种归宿呢？汉语中有个成语真的很传神，那就是视死如归。

   虽然，1976年因悼念周恩来而引发的四五民主运动和1989年因悼念胡耀邦而引发的六四民主运动都发生在北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976年的那次民主革命就是在南京引爆的。

   1975年9月，南京制药厂的职工徐水良先生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贴出《反对特权》、《战斗宣言》、《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等四篇共约四万字大字报。这四份大字报当天深夜就被中共当局撕去。随后，中共江苏省委派出七十多人的工作队进驻南京制药厂，对徐先生进行批判。 徐先生的大字报和文章主要是论述反对特权官僚等级专制制度，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的问题。文中还点名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等理论权威。不久，徐先生入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和四人帮用各种方法阻止悼念，引起南京人们的不满。南京人民开始把四人帮当成了专制极权的代名词而投以怒目。

    3月24日，江苏新医学院200多名学生和教职工，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一位工作人员以雨花台不是悼念周恩来的场所为由，将花圈上的挽联拿掉。当大家围住他讲理时，他一时心慌，称自己是上海的记者，激起群众的愤怒。

    3月25日，《文汇报》刊登一篇报道，文章中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南京大学学生把这句话加了红圈，贴到校门口。800多名学生（当时称工农兵学员），分成20个小组，到闹市街头进行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上刷大标语。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在党支部书记秦锋带领下，来到南京火车站，在开往各地的列车上，刷上“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等标语。

    3月29日夜至30日，更多学校学生来到火车站。当他们得知火车一出南京，大标语就被冲洗掉，就在车站工人的帮助下，用不易被冲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将标语刷在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

   这些列车开到了北京，开到了全国各地。把反对专制主义的声音带到了全国各地。

   在1976年3月末的几天里，南京城沸腾了，到处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是看大字报、大标语的人群。当游行队伍出现时，交警为他们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路，路边的群众驻足观看，鼓掌致意。

   南京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情况。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

   《通知》说：“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南京事件引爆了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4月1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为江苏问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说：“南京政治事件同北京反革命事件，性质是一样的，程度不比北京差。”要求江苏省委、南京军区党委“对反革命要坚决镇压，对政治事件的策划人、反革命谣言制造者要彻底追查，进行打击。”随后，南京市各单位和解放军驻宁部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逮捕了秦锋、郑信、陈帮水、王运德等17名“要犯”。

   文革结束后，虽然南京群众和江苏各方面强烈要求释放徐水良先生，但当时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极力反对，说徐水良虽然反对四人帮，但也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搞民主，比四人帮更坏，指示南京市再一次开展批判。

   徐先生在文革结束三年后，才在1979年1月出狱。出狱不久，因反对专制提倡民主再次入狱，直到1991年5月刑满释放。

   由南京事件（徐水良大字报、南京人民悼念周恩来、北上列车上的油漆标语等）引爆的“四五运动”，如果摆在整个中国民主进程中来看，无疑是中国民主进程和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直接受这之前徐水良（南京）、李一哲（广州）大字报的影响而产生，而它的结果，他的继承者，也是七九民主墻和思想解放运动。四五运动的骨干，大多数成为七九民主墻的骨干。中共当局，即使在四五运动平反后的对它盛赞的高潮中，仍然把它视为异类。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仍然受到怀疑和监控，被当作异己分子，异议人士。顺便提一下，广州的李一哲其实是一个写作集体，一般史书都说是三个人。经我的考证，应该是四个人。他们分别是：当时的广州美术学院未分配的毕业生李正天、下乡插队后回城待分配工作的知识青年陈一阳、广东水产制品厂的锅炉工王希哲、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郭鸿志。他们于1974年11月7日，在广州市的北京路上帖出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署名“李一哲”。这份大字报彻底否定并猛烈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极左体系。

   四五运动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意义，不可低估。四五运动毕竟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群众反抗运动，仅仅天安门广场，人数最多时就达到一百万人。加上包括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参与者，规模相当可观。它第一次在大赞秦始皇的专制黑暗环境中，呼出了“秦皇的封建皇朝一去不复返了”的强音，对毛泽东和中共专制发出了第一轮的突击。

   南京，因为“南京事件”将在中国民运史上重重地写上一笔。

   如今，中国新民党2007年12月17日在南京正式组党，必将使南京这个悲情也是革命的城市，在中国民运史上留下最光辉的篇章。

   21世纪的南京必将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未来的民主运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