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和一个SKYPE上的朋友谈话。

   他说：“1月18日，中国民主党某分部的同志要聚会，我想参加，可惜期末了要改试卷。” 我说：“我对中国民主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了解这个党在1998年竟然想在中国境内

   进行政团注册和党员登记。于是各省党员纷纷到各省的民政厅申请党团注册，结果全军覆没。各省领袖全部入狱。其他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他说：“王丹，您知道的，就是89全国高校大学生研究生自治联合会的首领之一（简称高自联），被判了10徒刑的那个，目前在美国，是他们的主席之一。”

   我说：“王先生是怎么到美国的呢？”

   他说：“应该是被中共给遣送的。”

   我问：“这怎么遣送啊？难道大陆的人会绑架他们到美国？”

   他说：“就象像魏京生一样，先把你关了，然后几年徒刑。美国方面出来指责中国侵犯人权，最后你就可以保外就医”。

   后来又说到王军涛先生，他一说到王军涛，我开心地笑起来。昨天我还和王军涛说音乐的事情呢。我说：“涛哥，等民主革命成功了，我亲自迎接你回国，弹古筝给你听。”他说他要高歌《出塞曲》。我一听急了，我说：“哎呀，《出塞曲》要用琵琶伴奏的，我不会啊。我另请个会琵琶的给你伴奏吧。”王军涛说：“不！我唱《出塞曲》，你弹筝！”

    这个朋友提到的上述几人的情况其实很不相同的。实际上，据我考察，国内民主人士出国成为流亡民主人士分为五种情况：

   第一、有民主思想，却没有行动。出国后敢说敢干而成为民主人士。

   第二、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动。但是尚未抓捕，即先出国。

   第三、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动。被判入狱。后刑满释放，出国。

   第四、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动。入狱期间，国际人权组织交涉，而出国就医。

   第五、有民主思想，出国学习工作，甚至取得绿卡，但又回国组织或参与民主运动而入狱，后再次出国的。

   第一种情况例如费良勇先生，1954年生，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工程专业。开始阅读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自由民主的著作。1982年，费良勇毕业后被分配回到四川工作，进入中国核工业部成都西南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院。 1987年国家教委和核工业部决定派遣一批专家出国深造。费良勇到德国慕尼黑学习。1989年，他在德国积极投入到了声援“六四”的海外学运之中，参与了全德学联的筹建。现任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第二种情况例如胡平先生，1947年生于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后获硕士学位。1978年担任民主墙主要民刊《沃土》的副主编。1987年任北美中国留学生政治学会会长。现为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的主编。又如，1989“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乌尔开西先生和柴玲女士等也是同一情况。

   第三种情况如王希哲先生，1948年生于四川。 1968年，因反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镇压群众而入狱一年。后被流放到农村，遭受批斗、监禁和折磨。 73年因为批判文化大革命而再次入狱。76年平反出狱。1981年，因组织民主运动再次入狱14年，1993年刑满释放。1996年经香港流亡美国。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著名海外政论家。

   第四种情况例如王军涛先生，1958年生于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获核物理专业学士。1989年因参与“民运”被捕，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尚未刑满，1994年被监狱当局以“送美国检查身体”为名，驱逐出境，至今没有法律手续。成为中国监管史上第一例从监狱直接运送美国的民运人士。在美国及全球积极从事民运活动，得到海内外华人和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王军涛先生曾获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

   第五种情况例如杨建利先生，1963年生于山东，80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曾获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2001年在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特别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他积极投身海外民运。多年以来，他组织召开了由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共同参加的有关中国宪政、政党政治、乡村选举、族群关系、全球化，以及教育改革等课题广泛的学术研讨会，为促进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曾经两次申请返回中国都遭到拒绝。2002年，中国东北发生大规模工潮，他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的工人运动情况，用实际行动参与国内的民主运动，毅然返回中国，回国后被判入狱5年。2007年4月刑满释放。目前在美国生活，现任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

   而我将是哪一种呢？

   我想，我属于那种要把牢底坐穿的那种男人！不为别的，就为这是我们中国的牢！

   其实和我一个思维的人还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很突出，他叫刘晓波。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从1989年六四后开始断断续续的监牢生涯。先后三次被捕，三次坐牢和劳教，最后一次出狱是1999年10月。但他并没有因为遭受迫害、坐牢、失去自由、离婚等打击而放弃民主自由理念。他依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奋笔疾书，抨击专制制度

   中国曾有个弱小女子写了一首很男人的诗。我小时侯读一直以为是男人写的，长大以后虽然知道这首很男人的诗不是男人写的，但是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是个弱女子写的。

   这个女人就是李清照。她写到：“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从我选择做“民族愤青”、“民主愤青”的那天起，我就没准备活到自然死。

   以前做教授的时候，在课堂上问学生，什么是你最幸福的事情？小女生们嗲气地说“睡到自然醒是最幸福的。”

   后来做维权，问我帮助维权的下岗女工，什么是你最幸福的事情？女工们坚强地说，“能随便有个活干是最幸福的”。

   现在，经常有人来问我，郭教授，什么是您最幸福的事情呢？我淡淡一笑，“为大家争取幸福自由的生活而被杀，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时常告诫中国新民党的朋友们，入狱、被杀是我们民主人士的必修课。所有中国新民党党员，都必须牢记“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十个字。

   今天下午，湖南的一位军转干部携他的女儿来南京找到我，说他代表了湖南的几万名企业军转干部“断友”（被一次性卖断工龄的人）来看我。和他们吃饭的时候，我说到了上面的话。他说：“我想好了，郭教授坐牢我陪坐，郭教授被杀我陪砍。”

   分手时，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入狱，也许以后见不到了。他叫他的17岁的女儿向我磕头，并说这是湖南的风俗。我作揖回礼。

   我问是什么风俗，他说，这是他们家乡古代的时候对那些帮助穷苦人与敌人斗争而即将走上刑场的人，在不知道是否还能见到的情况下，都要磕头的。

   我说，很好！让中国的下一代记得我们的奋斗，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