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上午，甘肃陇南数千市民聚集市委市政府门口，为拆迁占地、震灾生活费讨要说法，双方发生冲突，警车被烧，武警戒严，有市民受伤。市民本是集体上访维权，然而政府出动武警镇压，让纠纷性质截然改变，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显得非比寻常。

   陇南紧邻四川，是四川地震的第二大灾区，罹难居民达300多人。市民情绪还未从震灾中平复过来，而陇南市政府搬迁，征地补偿款不能到位，但居民房屋被推毁，无处可居；灾民震灾款每月300元不能及时发放，甚至被官员克扣截留。这两条是直接引发此次从上访到民变的导火线。

   陇南民变，并非官方所言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闹事，这是标准的民间集体维权行为，却受到官方镇压。陇南是中国贫穷地区之一，民不聊生，讨要公道，合理合法。他们兼具灾民和失地农民两种身份，政府切断他们的生存根基，将市民逼上绝路。陇南市官员的胡作非为，是此次民变的直接原因。

   而政府处理民变的方式，非常愚蠢粗暴，动辄出动武警镇压，极易引起民意反弹。本可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包括贵州瓮安民变，都不是出自政治原因，而是民不聊生。他们的诉求是保障自身合法经济权益，而非其它，与拉萨骚乱截然不同。政府出动军队镇压，显然师出无名。

   政府信奉暴力管制，并以此处理官民经济纠纷，显然是权力合法性来源不自信的过激反应，这将把执政党自己逼进死胡同。暴力革命意识形态，仍作为今天政府治理理念，与市场经济和公民维权，背道而驰，完全不适合当前中国社会，也无助于解决中国问题。

   贪婪自私是人的本性，对于一个权力不受制衡的政府更是如此。买卖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财源，而通过土地建立面子工程突出官员政绩，在此过程中，最容易出现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因此，极易激发政府和官员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利益和政绩最大化冲动，这是普遍的为政为官之道。而官员不是民众选举而出，所以他们并不在乎民众的利益。政府总是常有理，而民众总是受害者，这是执政党权力合法性危机以另一种面目被民间表露出来。

   因此，一美国总统曾说，把政府关进笼子里，笼子上插上五道栅栏——选举制度、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多党制。这同样是中国政府需要面对的，回避不了，只是时间问题。频繁的官民经济纠纷一再上升为暴力冲突，已将这些选择的迫切性拉近。

   今年爆发的几次拆迁占地引起的民变，具有共性，即官方对民间赤裸裸的掠夺，以摧毁民众家园为特征，让民间忍无可忍。本质上是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官员贪婪无度。这些共性存在于中国城乡每一个地方，而摧毁家园引发的民怨极具示范性、传染性和认同感，而经济衰退加速了民怨爆发，极易在其它地方得到复制，这恐怕是比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事实。

   中国制度改革比挽救经济衰退更为迫切。政府承诺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维持GDP的高增长，中央政府能拿出多少钱，还不是地方政府自掏腰包，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已经在财政上破产，这在大陆经济学界已经形成共识。而地方政府迫于中央拉动内需的压力，不得不把手再次伸向最能来钱、来钱最快的土地买卖，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让老百姓埋单。结局是陇南事变特征的官民冲突的无限放大和扩展，军队出动镇压，在这个轮回反复过程中，经济危机将会演变为政治危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因经济危机导致制度转型，已在许多拉美和亚洲国家反复上演。经济危机是制度转型的最好机遇，这已经不需要证明，至于能否成功转型为民主制度，尚需其它条件。

   这波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国大陆已卷入其中。跟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威权政府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政治风险，官民冲突将会越来越频繁，官民经济冲突将会演变为普遍的政治反抗。如若执政党不妥协让步，主动开启党禁报禁，还一味迷信军警暴力，中国将会发生全面动乱。

   2008年11月19日

   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