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徐特立《政党与政府》一文有感

   中共元老徐特立先生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曾发表一篇题为《政党与政府》的文章，今天读来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他关于：“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以及“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而透过政府也是由自己的党员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党对政府下命令和强迫政府执行。更不是政党驾乎政府之上”的论断，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由于深受苏联以党治国的严重影响，一直以来，我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等现象十分严重，几近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例如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就存在着一个十分令人怪异的现象——一个省有一个省委书记，有若干个副书记；一个市委有一个市委书记，有若干个副书记；一个县有一个县委书记，有若干个副书记，而且，各部、委、局，同样有相同的编制。本来，一个党有这样的组织编制并不奇怪，怪就怪在我党的党委书记及成员，其职责分工与其它国家执政党专司党务工作的党务人员绝然不同，它是无所不管，甚至是凌架于政府头上的“太上皇”——例如党委书记，往往是一个大权独搅、无所不管的角色；而各级党委的副书记，则往往分工主管该地区的经济、工业、人事、文教、卫生等等工作，这样一来，直接造成诸如政出多门、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多头管理等弊端，互相掣肘、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现象十分严重，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大大提高了行政成本，严重助长了官僚习气的曼延……这种长期以来严重存在的“政党驾乎政府之上”的现象，不但直接给国家和民族所带来了种种不幸和灾难，同时，也对执政党自身的形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过去太多教训告诉执政当局：将党委会的职权凌驾于各级政府部门之上，于国于只有百弊而无一利。而这种畸形的政治体制，在当今常态国家中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曾指出“要深刻认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贯彻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按照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目标，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积极稳妥、分步实施，坚定不移地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向前进，推动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从以上公报的精神中可以看出，虽然，为了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局面，当今执政当局依然不想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对当今政治体制中存在着的诸多严重弊端，他们却是心知肚明的。而这正是以守成为主的胡、温当局无法超越的局限。然而，他们必须认识到的是：要真正做到“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除了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别无它路可走！而要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应进行党政分家，令党委一级部门以及党委领导，不应再享有行政权力。使之成为专职化的“党工”。

   对此，或许有人会斥责说：你是企图削弱我党的领导权？而我认为，问题恰好相反——在宪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的情况下，在任何部门的第一、二把手都是中共党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执政党的实际权力事实上并丝毫未减，而且，会使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更加有序和富有成效。诚然，要做到这一点，是须要巨大的勇气和胆识的。然而，如果一个执政党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口头上高喊“解放思想”，事实上却是坐而论道，议而不决，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患得患失，固步自封，只会坐失时机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并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附：《政党与政府》

   政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第二是组织上的领导。前者的任务，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立，第二是政纲的制定，第三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刻的认识和自动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与命令，这便是平常所说的党的领导权。党是没有强迫执行命令的权力的，所以它没有武装，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个权力机关，只能靠它的党员在政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普遍的发生核心作用。政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忠实于国家，忠实于民族，忠实于党的政纲和政策的执行，在群众中成为一个最前进的模范人物，然后能在群众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党的威信，然后能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是所谓“起核心作用”。但这里并不是用拉夫式强迫群众拥护党，群众拥护党是出于他们的内心作用。因此，我们领导群众是要靠政纲政策的正确，在事实上要成为广大群众生活意识所反映的要求。党在群众的意识中要能够使群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的救星，这才是真正的领导权。至于普通所谓争领导权并不是争取政权，而是争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纲政策的实现。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党来代替议会，也不是以党来代替政府，包办一切政治，成为党的专政。把领导作用与政权混合起来，这在实际上便等于取消了党。其次，党的领导作用不单纯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接受，却是经过各种组织而使它实现起来。因此，除经过党的本身的核心组织之外，还要经过政府的组织(当权的党)及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假若政府的组织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不健全，虽然有党的组织，也就徒然成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在组织方面必须有政府、政党及群众团体三种组织。党的任务是在领导；政府的任务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使群众自治。三者的任务各有差别和范围，而且互相联系着，缺一不可，两两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强迫作用，拿孔子的话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强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深入群众的内心，却是今日正党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级官阶之分，对于群众有官民之分，这里便含着名分的差别。可是在党内，一切党员都是同志，无所谓官阶，也无所谓名分，更无所谓同乡和同姓，一致统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下，没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说服：就是党内的处罚也只有劝告与警告，到了开除党籍已是无以复加了，同时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党。因为党不是权力机关，而只是领导机关，用通俗的话来说，假若我们认为政府是父亲的话，那末，党却便是母亲。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而透过政府也是由自己的党员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党对政府下命令和强迫政府执行。更不是政党驾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别的独立机关，各有各的上下级关系。即党被群众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认为党是他们的上级，在组织应该服从，而是为着党纲及政策的正确，是一种救国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张，同时党员也是群众所推崇的模范；因此党的“党德”和党的政纲不是在群众和政府机关之上。倘若认为“党”是组织上在群众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的形态。如果党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的，则成为屋上架屋；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岐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政务。政党以政治为它的生命，每一个时期的政治转变，必须竭尽全力发动全党来迎接这一转变，把国家社会乃至把整个国际转危为安。在这种严重潮流之中，某一个政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它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磐石，谁也不愿意推翻它，同时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还会拥护它。因此，稍有历史的政党，不会把争权夺利去代替救国救民的任务，也不会把党的专政看做是党的权利，而不看做是党的义务。如果以争权利来代替专政，那么，就会使党员变成党官，政治家变为政客，政党变为政客的集团。专政的意义弄错了，结果国家遭到灭亡，自己的党也会被敌人毁灭。同时一切政党都应该拥护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只见近利而不见远利，及只见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忽视朋友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以党专政的口号下，变为以党专利，更为严重。因为他不顾到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帮助，孤军独战，结果就变为此路不通。例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思是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党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同时另一处地方又说：“共产党主张废止私有财产，而不是废止小农民的财产和小职工的财产”。列宁也是共产党的首领，他认为农民大众和殖民地国家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殖民地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利益，间接就等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进攻时，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热中，如果离开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狭隘的阶级利益上，使得国家灭亡，而自己的阶级也会同归于尽。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不爱惜朋友，帮助朋友，以致牺牲了朋友的利益，结果牺牲了整个民族利益，也就是等于牺牲了自己阶级的利益。目前法国及中国的天主教也和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敌人是世界的侵略阵线，威胁了一切人类。这并不是说，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绝对相等，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的利益是绝对相等的。因为政党自己本身不是等于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并为一党，也不能够随便拉朋友进自己的党里来。

   党的专政是保证政纲政策的实现，而实现的是大多数的朋友，却不是单纯的自己的党员，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党员来执行，那就无须要领导了。所谓“领导”也就是政党对友军起核心作用。怎样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利害上竭力帮助友军，使友军健全起来，以便达到共同的目的。苏联只有一个政党，而政府中负责人不一定全是共产党员；一九三○年，苏联联邦中的日尔曼共和国的劳动部长便不是党员。而苏维埃的代表，只能保证党员占多数；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时教育部就有许多非共产党员，其中科长如赖子玉君，冯观潮君都不是党员，师范学校校长罗欣然也不是党员。目前边区政府柯柏年任编审科长，董纯才任科员，均不是党员。不久以前，孙铭勋由边区政府主席团委任他为教育委员，而孙是延安师范的教员，亦非党员(延安师范是西安省政府办的)。社会教育科长杨其华，同样不是党员。因为有许多人才，有专门学识和经验，他们自己不愿意加入党，却愿替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条件不够入党，但在政府负责却有余；因为政党和政府不是完全无差别的。如果行政人员不问他们愿意不愿意而强迫他们加入党，那末，党的组织就会不能巩固起来。如果没有入党资格的人就不许在政府负责，那么就要遗弃许多有用的人才。在过去苏联红军中的军长师长，不一定是党员，但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必须是党员。因为司令员是由政府委任指挥军队的，政治委员是由党委任指挥党员，保证党和政府决议案执行的。现在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有许多非国民党员，可见以党“专政”不是政府机关都用党员，而只有保证党的政策和政纲能够实现。怎样实现是要经过广泛非党员的群众，而自己的党员，只是群众的核心。在一个国家内的组织力量，是政党政府及群众团体。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尽领导责任，而不干涉行政和命令群众。政府用他的最高权力在党的领导下保卫国家，他的威权是用来对敌人，而不是用来对友邦及对自己的群众。群众团体拥护政府，拥护当权的党，在不妨碍整个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条件下，而保障自己特殊的自治权利。以上三种组织互相为用，缺一不可。三者均健全，则天下无敌，缺一就要削弱，缺二就是幸存，走到灭亡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