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县委书记培训班的强烈质疑 /李悔之

事实上，诚如杜保乾所言，当今中国的县委书记，由于“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不敢监督”的缘故，令其在治下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除了外交、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之外，县委书记在当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县委书记，俨然是国中之国的国王。所以，这些年来，中国县委书记的种种贪梦、霸道的行为已成为中国新闻的一绝——

海南文昌市委原书记谢明中（县级市）仅退脏时的款项就有人民币、港币、美元、新加坡元等，整整装满了19个密码箱！共计2500多万元。

田玉飞，这个欠发达地区的原四川乐山县委书记，在短短5年时间里，受贿竟达1859万，另有1330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任期间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2385余万元！

海南省原东方市委书记、人大主任戚火贵有活期存折18本，定期存单31张，总计人民币1187万余元，金银首饰2.1公斤，金劳力士手表1块！

贫困地区的陕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仅8个月的时间里,就疯狂敛财500万，几乎天天跑银行办存折！

卖官卖到股级、人称“杨全亿”的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个人身家竟达一个亿；

四川省丹棱县原县委书记黎岭巨额受贿有人折算一个农民要挣1288年！

“官帽批发商”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使得偌大的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乡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达一半以上。有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的，也有会计升为法院副院长的。

安徽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110顶官帽卖出150万元，定远县共有37个乡镇，无一不向陈兆丰行贿，被“誉”为官帽市场上的一匹“黑马”。

福建省的贫困县——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卖官”公开化，使得“一些官位的价钱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县长十几万、局长七八万……”甚至连本是行使监督、反腐职能的监察局、检察院的职务，也要花钱才能获得。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当作商品出卖，当地群众用这样一首打油诗来描绘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治下的官场生态的：“官不论大小，有钱就卖；钱不论多少，送了就灵。”

以上事例实在太多，举不胜举！

这些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事实回答了吴祚来先生的关于“县委书记是干什么吃的”的提问——“县委书记是干什么吃的”？答：县委书记就是在当地拥有至高无上领导权的国中之国的国王！

而这些，诚然并非人性恶之过，用毛泽东概括井冈山精神的话来说，根源是因为没有“好制度”和“民主监督”！用阿克顿勋爵的话来说，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过去所暴露出来的太多事实告诉人们：当今中国的官场中，县委书记群体不但是当今中国官场最腐败的群体之一，而且，它还是专制官僚的滋生地！这个极为严峻的现实告诉执政当局：只要政治体制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在“县委就是县委书记”的现状得不到应有改善的情况下，甭说将五百位县委书记进行短短七天时间的培训，就是将他们进行为期十年的培训，县委书记这一官僚阶层，将永远是贪官、专制官僚的温床和滋生地！

诚然，把全国的县委书记集中起来进行培训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然而，它的形式主义却是阿Q头上的跳蚤——明摆着的！因为七天时间，能真正学到什么东西？只要不是三岁小孩，都会看出其中的弊端。更重要的是：党政权力职能混淆不清的政治体制，已构成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阻力，是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若干问题中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县一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一个县有一个县委书记，若干个县委副书记；有一个县长，若干个副县长。在党政不分的情况下，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互相掣肘、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现象十分严重，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大大提高了行政成本，严重助长了官僚习气的曼延……

所以，鉴于当前“党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必须领导一切”的政治现实，笔者认为，与其搞目前这种形式主义的“党政分开”领导体制，还不如干脆搞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例如，在县一级的领导体制中，让县委书记直接兼任县长，而县委副书记兼任副县长——这样，既可以达到精兵简政、减轻纳税人负担之目的，又可避免政出多们的种种弊端。同时，在“多一顶官帽便多一个腐败源头”的严峻现实下，这样做或许还可以减轻官场的腐败程度。

诚然，在里子与面子二者一个都不能少的政治环境下，鄙人这个设想无疑是十分幼稚的！

然而，“县委书记是干什么吃的”？——这不岂止是专栏作家吴祚来先生十分关心的问题，更是应当引起执政当局最高领导人高度思考和反省的政治现实问题！

附：

《县委书记是干什么吃的》

作者：吴祚来

据报道，500名县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参加了为期七天的培训，要求县委书记工作要坚定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培训涉及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这期培训是根据日前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实施的，对县委书记的培训将纳入中央党校轮训范围，并将常态化、制度化。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进程，中国的城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譬如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农村人口日益老龄化与空巢化，现在又面临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大量劳动力返乡，而农村土地新政又需要新的思维来激活农民积极性，使农民在获得稳定的土地权利的基础上，获得理想的收益，安居乐业。县域经济的农村是中国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的大后方，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它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它又以巨大的空间使劳动力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

这次中央党校培训将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列为重要内容，它的着力点不仅在维护社会稳定上，更在于倡导一种新思维。一些地方之所以造成警民冲突，是矛盾长期积累，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结果，其背后的原因则是懒政与政府不作为造成的，也就是官僚思维造成的。当地方出现突发性事件或利益冲突时，动辄将警力放到第一线，而不是主要领导干部自己亲自走到前面，将协调、解释、调解或谈判作为第一方式，致使问题复杂化、白热化。云南今年发生“孟连事件”之后，省纪委书记李汉柏总结教训，“要坚决杜绝违背民意、诱发矛盾的决策隐患，各级领导干部要缓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避免因决策失误和工作方法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

政府在过去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是发展的主力，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推销当地产品，都充当着家长的角色，这种唯发展、唯经济的思维与角色模式致使一些地方畸形发展，为了发展而不顾地方环境生态与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将经济动力建立在圈地招商或高耗能高污染的环节上。由于利益驱动，一旦百姓与开发商发生冲突或利益纠葛，一些县市政府会不自觉地站在开发商一边，通过维护开发商利益来维护地方发展的机会。更有甚者，一些权力部门自己成为开发商或加盟到开放商的利益中，成为经营者而非管理者。

随着“省直管县”的推广，在未来的管理模式里，县的地位将更加重要，县委书记与县政府领导应该超出利益追求，体现价值追求，即将公平发展、绿色发展、人文发展统一起来。因为县委书记作为地方第一领导，它代表的是执政党的形象，他的目光不能局限在地方的利益或部门的利益上，更要致力于地方公平合理的制度建设上。通过顺应民意，建立适合当地的发展模式，建立和谐民主、稳定幸福的公民社会。

权力首先是权衡的力量，也就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力量，无论是用人还是处理社会矛盾，都需要县委书记有着崇高的价值追求，将致力于民主、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看成是县委书记的神圣使命。所以，县委书记更应该是地方的政治家，要有战略眼光与超然的心态，县级的政治文明获得了进步与发展，中国整个的政治文明生态就获得了基础。

县委书记到中央党校培训，不是技术培训，而是战略思想与地方政治新思维的培训。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改革的成功是因为顺应了民意，使民间经济获得充分自由与发展，当经济自由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地方政府需要提升的，不仅是发展模式与管理模式，还需要在政治权力、乡镇干部遴选上做出有益的探索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