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反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文章摘要: 作为个人的最后选择，暴力反抗不仅是人格尊严的升华，还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之一， 是对黑暗社会的强有力的控诉。
   
   作者 : 剑中,

   
   發表時間：11/21/2008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起义，在官方描述里不出“流寇”和“匪乱”，辛亥革命而后，依靠农民起义起家的中共上台，起义军始获正面评价。耐人寻味的是，最近20年来，中共自认为正统之后，对农民起义的态度相当暧昧。
   
   20世纪，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的实践在全球大范围的失败，以及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辉煌胜利，似乎都在验证暴力革命只是产生新的暴君的温床；而中共暴力推翻民国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带来反文明反人类的反右、文革，以及惨绝人寰的饿死3000多万人的悲剧，更使得一些大陆学者对暴力革命深恶痛绝。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反思的浪潮中，《河殇》率先对暴力革命发难的观点，在李泽厚、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里达到了高潮。
   
   《告别革命》1995年在香港出版，影响很大，令本身就不是民选而是暴力革命上台的中共处于尴尬境地：开动宣传机器全盘否定这本书，不难办到，但这等于承认以暴力革命推翻国家机器合乎自然法，即人民有权反抗暴政。于是，只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2004年，《告别革命》已经发行了5版，还翻译到了韩国，《光明日报》才于2005年3月15日发表了《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座谈纪要，批驳《告别革命》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告别革命论”竭力渲染革命的弊病，公开判定“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的结果只是实现了专制复辟”。
   
   《农民起义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则列举大量事实，以证明农民起义、暴动带给中国的无非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总之，农民起义如同越狱，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进一步退化。这与20年前（《河殇》）精英学者的观点如出一辙，即农民革命使中国封建社会这辆超稳定的破车陷入一种周期性的震荡和规律性的循环之中。考虑到其具体语境，反对农民革命何尝不是在质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共！
   
   《告别革命》在怀疑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同时，“告别革命”本身却又非常有利于中共的统治。改革开放以来，大陆难得宣传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民众反抗暴政的历史题材基本上属于禁区，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矛盾、阴暗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杨佳袭警获得的普遍同情，以及由强制拆迁引发的汉源和最近的陇南暴动，事实上宣布了“告别革命”的狭隘与片面。任何不经严格、公正的普选，而是通过暴力上台执政的政权，遭遇合法性危机几乎是必然现象。中共一天不通过民选来确立其合法性，统治危机一天不能解除。
   
   台湾之所以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民主制度的最新典范，就是通过选举来确立政权的合法性。民主制度下，民众的反抗形式只是通过媒体，或上街抗议、示威，或由其代理人（议员）质询、弹劾，以选票更换政府，无需用暴力手段颠覆政府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在任何一个民治、民享、民有的民主国家，暴力革命都是荒谬的，一个人怎能推翻自己？
   
   在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即便还没有出现大规模暴力革命，一些地区的民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奋起抗暴，与“人人生而自由”一样无比光荣、天然正确：人，不是逆来顺受、引颈待割的沉默的羔羊。
   
   中共鼓吹的“稳定压倒一切”，实质上是让权贵残酷剥削民众压倒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类社会，压倒一切的只能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而不是专制作为遮羞布的“稳定”。妄想稳定地盘剥、欺骗、愚弄大众，理所当然地会招致激烈的反抗。
   
   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暴力革命的鲜活样本。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杨小凯看来，爱尔兰学者伯克1790年发表的《法国大革命反省》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很可能破坏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以致“泼脏水把孩子也泼掉了”，革命比不革命的结果还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法国学术界重新审视大革命的历史，以往肯定歌诵的态度一去不返：暴力革命存在诸多负面因素。在中国最近20年的知识语境中，主流学者普遍认为“法国大革命代表着革命乌托邦的血腥和进一步退两步式的专制复辟”，“告别革命论”、“非暴力”甚嚣尘上。鼓吹“非暴力”、理性维权在理论和逻辑上能够自恰当然没问题，但若以此彻底否定现实中的暴力抗争，显然是非理性行为。
   
   国际学术界对骚乱、罢工、起义和革命等非制度化的抗议政治的研究，引来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辛辣的嘲讽：“20世纪社会科学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遗产如同从一个富有的姨妈那里继承下的一栋老房子：又破又旧、装潢奢华、混乱不堪，不过或许还能补救。”
   
   查尔斯•蒂利的补救措施是独辟蹊径地解读法国大革命：革命虽然制造了混乱，但也为社会底层赢得了民主的筹码；大革命留给法国的绝不仅仅是血腥的暴力，还有选举和代议制等一系列以公民权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而英国劳工则通过集会、游行，最终促成了普选权的扩大和工党的壮大。蒂利正确地指出了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对抗议政治和暴力革命的偏见，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2008年4月荣获第二届艾伯特•赫希曼奖（社科领域的最高荣誉）。
   
   如杨小凯所言：“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Olsen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
   
   理性、和平、渐进、非暴力主义的实施，有其一定的条件限制，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金科玉律。1936年，甘地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甘地的以上观点无疑是与虎谋皮，可见，“非暴力”主义对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家才有作用，拿来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无效，还会导致更大的灾难，那等于是认可20世纪经过科学与民主的初步洗礼的华夏民族，仍然非常适合异族的野蛮蹂躏。同样，在专制制度下，不加区别地否定暴力和民众反抗暴政的权利，只是鼓励中共权贵更加无耻、更加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法治，事实上成为非正义的帮凶。
   
   暴力革命与反抗，总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如果没有非理性的愤怒的喷发，理性就没有生长的土壤；惟有面临来自外部的巨大威胁，统治者内部才可能产生变革的动力。如果对不公不义没有暴力反抗的勇气，人类社会怎么可能发展到今天？作为个人的最后选择，暴力反抗不仅是人格尊严的升华，还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对黑暗社会的强有力的控诉。
   
   事实上，大陆民众近年来的抗暴事件，与 “六•四”事件还有很大的区别：后者是自发的争取自由民主的学生爱国运动；前者完全是被动的要求生存权的抗争，表明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权贵挟军队以制百姓，解放军、武警连党卫军都不如，完全沦为中共权贵捍卫自身利益的私家军。
   
   谁都知道权贵的凶残和以卵击石的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源、陇南等地的民众仍然不顾一切地暴力反抗，可见民怨沸腾到了何种地步，鸡蛋碰破了也要涂你一身蛋黄的决绝，令人凄然泪下，而中共权贵视草民“算个屁”、“你奈我何”的心态又是何等寡鲜廉耻，让人怒火满胸！
   
   在这样的情况下，抹杀暴力反抗的合理性，不如让民众集体自杀算了。兔子逼急了尚且咬人，民众再怎么忍辱负重也难以满足权贵的血盆大口，暴动至少能让权贵有所收敛，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甘肃陇南暴动的现场视频，有民众奋起投掷石块的画面，艺术家艾未未发出了动人的赞美：“在人的所有的室外运动中，有什么是比向傻逼暴君扔石头更优美的动作呢？”
   
   人类史就是一部暴力史，在非暴力伸张正义的途径被完全堵塞、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形下，暴力反抗成为社会进步、体制变革的巨大动力，人权每一个点滴的进步，都洒满了抗争者淋漓的鲜血。如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所说：
   
   “自由之树必须时常以爱国者和专制统治者的鲜血使之更新常青，这是它的天然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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