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中国社会历史转轨的第一推动力。　　

   当代中国，事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说起，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故事成了“创世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却被认作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之所系。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什么样，并非是预定的结果，而是真理标准讨论所释放的能量铸造出来的成品。以实践检验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是人民以切身的体认检验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出现的转折，只不过表明共产党接受了实践的检验。所以，论现象背后的本质，不是政党的转折决定人民的命运，而是人民的意志决定政党的转折。

   以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检验是非，冲破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牢笼，摆脱了神化毛泽东的精神枷锁。思想大解放，导致政治大改观、经济大调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航程，以及改革开放促成社会的变化，肇始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亵渎了原先“神圣”的事物，颠覆了旧时“伟大”的口号，所以它才是真正伟大的。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完成应有的历史使命，就被扼杀了。今日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也是由于这场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行得很不彻底，煮成了“夹生饭”。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以至当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不能忽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真理标准讨论。

   　　现在人们又在谈论“第三次思想解放”，还在谈论“不断解放思想”、“继续解放思想”，对第一次思想解放却淡忘了。而且，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经验和教训根本就没有很好研究，某些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作用，或被掩盖或被歪曲。三十年过去了，此刻还不说出历史的真相，更待何时？

   （一）恶梦醒来是严寒

   一九七六年，丙辰清明节，北京人聚集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逝世之机，反对“秦皇专制”，愤怒声讨“四人帮”。人民表达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压抑已久的真实意志，但遭到暴力镇压。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又一次血洒天安门广场。

   四月的英雄碧血灌浇出十月的胜利之花。当人们得知“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消息，奔走相告，私下庆祝。继而涌向街头，北京人倾城而出，游行了三天，每天人数都超过百万。半年以前，在“四五”运动中郁积的悲愤，一吐为快。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策，在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下，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的正规提法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一九八〇年成立特别法庭进行审判，改称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拯救中国于败落的大功劳。抓“四人帮”在形式上是一次密谋政变。但在当时的中国，法制败坏，已经没有可能通过合法的程序正义扫除政坛上的垃圾。事后，人民群众的欢呼和拥护，证明了政变的实质正义，并追认其合法性。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经济濒临崩溃，冤狱遍于国中。一阵激情的躁动过去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希望出现的变革。原因是，当时大权在握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极力维持现状。他们利用了人民的意志，但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是改变“四人帮”所推行的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消除由左倾路线造成的有害结果。华国锋认为，“四人帮”问题的要害是“篡党夺权”，扫清了通向最高权力之路，问题就解决了。历史上，在上层采取非常手段解决社会政治危机，常有这种局限性。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首都体育馆的一万八千人大会上，传达关于“四人帮”问题的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十月十八日发出）。他借题发挥，说：“粉碎‘四人帮’以前，把矛头指向‘四人帮’也是错误的，那是分裂党中央。”这是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局面，应当一仍旧贯。人民要求把“四人帮”从党中央“分裂”出去，而和“四人帮”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党中央某些人是不愿意被“分裂”的。指责当时把矛头指向“四人帮”的人是错误的，同时就是标榜自己把矛头指向反“四人帮”的人是正确的。吴德正是那个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演说、指挥清场的镇压“四五”运动的负责人。华国锋也是在“四五”运动被镇压之后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流血的“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基础。粉碎“四人帮”后，“四五”运动中被逮捕的三百多人却继续在坐牢。人民怎么能容忍？因此，第一个强烈的要求就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与此相联系，同时又要求作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总后台”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人民要求变革现状的呼声，首先集中为此二者。当时有一首概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民谣：打倒刘少奇，大家喊声齐；打倒林彪，吃惊不小；打倒邓小平，谁也弄不清；打倒江青；拍痛掌心。

   当人民欢庆打倒“四人帮”拍痛掌心的时候，还要坚持“谁也弄不清”的“批邓”，可谓不识时务矣。但采取“怀仁堂之变”解决“四人帮”问题，本来就不是反对他们的思潮和路线。所以，清算思潮、改变路线，严重的斗争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于维持现状的人来说，如果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此二者守不住，就大事不好了。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两个凡是”出笼

   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谈话。他对当前工作发出指示：“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事实上，“批邓”已经批不下去了，此举不过是执意压制人民的呼声。理由何在？他就抬出“凡是”来了：“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 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说“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他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说“对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坚持“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他主张体现“四人帮”的教育革命的样版“朝农”（朝阳农学院）还要办，鼓吹“四人帮”的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还要放。他的理由无非是“毛主席决定的”、“毛主席批准的”、“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看过的”，等等，等等。他的“凡是”就多了，而且也绝了：“毛主席说的、写的，一个字也不能动。”(2)结果连错别字也不能改，于是闹出了笑话。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将“累戒不改”写成“累戒不戒”，错了一个字。这本是笔误，第二天《人民日报》就作了更正。这篇文章收入毛选五卷是按手稿刊印的，还是“累戒不戒”(第438页)。“累戒不戒”是什么意思？谁能懂得！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毛选五卷中被写成“扬帆”(第147页)。在“凡是”派看来，凡是毛主席写的都是没有错的，要错就是杨帆自己姓错了。

   十一月三十日，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们用不同的语言重复同一的思想。但吴德最先归纳为“两个凡是”，既不是一个“凡是”，也不是多个“凡是”。

   为了转移人们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的注意力，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一社论将“两个凡是”规范化，昭告天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文章是由汪东兴和李鑫策划，郑必坚、龚育之(3)执笔起草的。二月四日，汪东兴送审时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组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华国锋批准发表。两报一刊事先一无所知，只得奉命刊登。“学好文件”，一是学“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另外便是学“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文件毫无关联，不知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学。“抓住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具体化一下，“深入揭批‘四人帮’就是当前的纲”。除了“两个凡是”这一吸引人注意的亮点以外，社论全文陈词滥调，逻辑混乱；而从全篇的结构来看，“两个凡是”是生硬地嵌进去的。(4)

   “两个凡是”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凡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凡是今后的一切都照搬。”不问对错，不问条件，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语）两报一刊社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确立的最为权威的发布方式。此论一发，形势大变。人称这才是真正的“二月逆流”（意谓“文革”中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并非真正的“二月逆流”）。三月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讲话中还有“两个凡是”的另一个版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但“二七”社论中的“两个凡是”已广为流传，成为标准版。

   “两个凡是”的实质

   毛泽东刚逝世，华国锋等人忙于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目的是为“两个凡是”设置一个神殿。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带头签名，中共中央领导人曾作出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决议。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了“凡是”。所以，“两个凡是”的实质完全不能从它的字面意义来了解。

   “两个凡是”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第一，维护毛泽东这位尊神，接续个人崇拜的香火。“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病入膏肓，蛰居深宫，已经不能正常地思考，甚至连说话都句子不全、咬字不清了。将他的所谓“指示”和“决策”视为神明，毫无理性精神可言。这些“指示”和“决策”之所以必须奉行，不在乎是否正确，而是出之于神圣毛泽东。保住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能延伸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华国锋的继承人地位是来自毛泽东的一张条子：“你办事，我放心。”毛之所以“放心”，只因为华“不蠢”。华作为“英明领袖”，无以服众，只得祈求“伟大领袖”毛的亡灵。

   第二，维护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华国锋催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出版时，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伟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的长文，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理论是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照华国锋的说法，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毛泽东著作就已经“贯穿”了。华国锋还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说，这一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