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叔孙通与方孝孺 /东海一枭(余樟法)

用传统儒家标准衡量，叔孙通此人品质不佳，司马迁说他“大直若诎，道固委蛇”，我以为过誉了。枉尺直寻，非儒者所宜，因为“计利无非患得心，谁能枉己直於人。既甘隐忍无羞恶，气馁如何更复伸。”（陈普诗）。但叔孙通通权达变，精明能干，“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并能妥帖处置各种重大事务，于不动声色中消除国家的“不稳定因素”，亦有足多者。

比如在劝阻刘邦废太子一事上，叔孙通以“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的勇气“死谏”，可谓识大体。在家天下时代，太子兴废，乃国之大事，弄不好，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儒家坚持嫡长制，乃不得已的历史权道。

历史上汉朝制度建设相当的先进性，作为“汉家儒宗”（司马迁语），叔孙通更是功不可没。孔夫子誉管仲之言“如其仁，如其仁”，叔孙通功业不如管仲，但在儒门中占一席之地是绝对没问题的（鸟鸣可待成追忆网友曰：若叔孙通是儒，何人不是儒？标准就太高了）。

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此言值得当代儒者深长思。民主时代有民主时代之礼乐制度，现在又到了叔孙通式的儒者出来为新时代制作礼乐的时候了。那些坚守马家、反对民主、不知时变的所谓儒家，真鄙儒也。（当今多数官员和知识分子则连鄙儒之称都不配，犬儒而已）！

二叔孙通方孝孺皆小康儒（凡维护君主等级制者皆小康儒，在君主时代，这样符合儒家义理。此乃历史的局限，不算缺点，兹不论）。不同的是，叔孙通，小康儒中之小者，方孝孺，小康儒中之大者。但既使“置身历史事件中去体会一下”（鸟鸣可待成追忆网友语），方孝孺之智慧亦略显不足。且看当时的场景：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明成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明成祖答应了他。南京陷落后，方孝孺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强迫他来见自己，方孝孺穿着丧服当庭大哭，叫人反复劝他归顺，不听明成祖要拟即位诏书，大家纷纷推荐方孝孺，遂命人将其从狱中召来，方孝孺当众嚎啕，声彻殿庭，明成祖也颇为感动，走下殿来跟他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弼成王来了。”方反问：“成王安在？”明成祖答：“已自焚。”方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道：“此朕家事！”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说：“此事非先生不可！”孝孺执笔，疾书“燕贼篡位”数字，掷笔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发怒说：“汝不顾九族乎？”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骂声益厉。朱棣气急败坏，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孝孺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朱棣厉声道：“汝焉能遽死，当灭十族！”朱棣一面将关至狱中，一面搜捕其家属，逮解至京，当其面一一杀戮。…最终，朱棣就在九族之上又加一族，连他的学生朋友也因此而受牵连。这就是亘古未有的灭十族，总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

“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此言已斩钉截铁、大节铮铮地表明态度，到此足矣，此后或一言不发，或当场咬舌、撞阶、撞柱一死了之，以报建文帝知遇之恩，足矣。接下去“便十族奈我何”之类言语，便已毫无技术含量，且有点“酷”，当非孔孟所忍发。我想，如果孔孟面对同样境况，必会思考如何在不悖原则的前提下尽量不被灭族或少死些人。

多为别人考虑，牺牲自己时尽量不牵累他人、迫不得已牵累他人时尽量减轻减少他人的牺牲，这是儒者必备的政治素质，是智的体现，也是德的规定。纵改变不了结果，于儒者自身却大不一样（学生朋友这一“族”被灭，实乃方孝孺激愤之言所致）。

根据当时情况（如朱棣对姚广孝的承诺，文武官员及朱棣本人对方孝孺一定的尊重，以及方孝孺本人在士子群体中的名望等。当时国内情况极为复杂，朱棣初夺大位。此人虽阴狠毒辣，也算个枭雄人物，冷血敢杀，非李逵之辈也…。兹不详析），孝孺不说“便十族奈我何！”不再“骂声益厉”，自己纵最后被杀，当不会被灭族，至少不会一灭就十族！ ----当然这都是猜测之词，杀不杀，杀一人还是杀十族，决定权在朱棣手里。或许，只要方孝孺不肯草诏，无论态度如何，说不说“便十族奈我何”都将被灭十族，那只好无可奈何、“安之若命”了。有些事，只能问言行妥否，“居心”如何，不能论效果怎样。

三方孝孺是一个充满正气、勇气的儒者，却不是一个智慧的儒者。

叔孙通识时务而德不足，知用而不知体，知权而不知经，方孝孺立大本而智不足，知体而不知用，知经而不知权（儒家之权道不能违背仁义之经，用鸟鸣可待成追忆网友的话说，那是“有道德实感的技巧”，是“凭着这真实存在的临危不惧的良知大勇，进而谈技巧性应对任何事物”）。

方孝孺当时所临局面，其实用不着什么智慧和“权道”。当争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这里并守住这个底线，在道德上便很“高杆”了，不愧大儒本色矣。只要不再继续，不再毫无“技巧性”地主动拿“十族”说事，就是一种智和权了。

（儒者为了正义可以自己豁出去但无权把他人包括亲友的性命“豁出去”，或者说儒者只能自已下定杀身成仁的决心，无权强行代表“十族”作出“杀身成仁”的选择。但在古代，这种极粗暴、极不道德的“越权”行为往往被视为正常。我们不宜用现代标准衡量古人，故括号于此，仅作警示）。

尽管叔孙通方孝孺两人“各有缺点”，叔孙通之缺点是根本性、原则性和普遍性的，方孝孺之缺则属于“态度问题”、“方法问题”，我就“理”论理客观指出来，并不表示我的对方孝孺精神不敬佩，相反，那是相当相当的敬佩。

而且作为历史事件“旁观者”的分析讲理，不论怎样角色代入，终究与当事人不同。是人都有情不自禁、怒不可遏的时候，如果身临其境，一旦打定求死的主意，换了当年中华第一亡命徒老枭（东海前身），没准一路骂将下去，比方孝孺还凶呢，灭十族算什么？哪怕类族人类全灭，“大义”所在，骂完再说。哼！

四学叔孙通还是学方孝孺，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两人都有值得当今儒者学习的地方。

为民主时代制礼作乐，需要叔孙通“与时变化”的通达；在专制社会追求制度文明，则需要方孝孺一往无前的坚毅----当然这是精神上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已完全用不着方孝孺一样灭族杀身以成仁，但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牺牲，广大知识分子都吝不愿作，连方孝孺万分之一的精神都欠奉。独善其身算好的了，更多的人为了眼前一点微利舔痈舐痔，实在令人齿冷。

可见精神毕竟是第一位的，叔孙通的通达，只有在大本确立的前提下才有“真实的”意义和价值，才值得学习，否则，难免画虎类犬。2008-11-14东海老人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